《剑桥中国文学史》出版：一场中国文学史的接力赛

《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一章要点解析

“早期中国文学”为什么难写

口述：柯马丁

关于早期中国文学分期

在《剑桥中国文学史》里，我们不说“先秦两汉”，两汉当然是传统的概念，但我觉得西汉和东汉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这一章的分期是从商到西汉末期。这种分期是我十多年来的研究心得。

1996年我在科隆大学拿到汉学博士，第二年赴美，开始研究西汉。我发现“文”在早期中国意为“作为文化的书写”，最初指自然界、人类活动各种形式的“纹”。帝国时期之前，“文”不仅用来指“文章”，还广泛用于指称“文化成就”，特别是用来指礼仪举止、仪式表演，包括音乐与物质装饰中的“纹”。只是到了西汉后期，“文”才主要用来指称“书写”。这种转变不仅在于词义的变化：它象征了文化核心从仪式性向文本性表达的整体迁移，它导致了书面文本的文化史的产生，并同时伴随着维系这种书面文本机构的产生，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帝国的官僚体制与文官考试制度。有趣的是，好几个不同领域的汉学研究者用自己的专业和资料，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在西汉末年，汉成帝让刘向整理、校勘宫廷藏书，编成皇家图书馆目录《别录》。公元前6年左右，他的儿子刘歆将《别录》删节改做《七略》；公元1世纪末，班固进一步将《七略》删改为《汉书·艺文志》。《别录》绝对不是一种客观、完整的记录，绝对是对文本遗产采取了一种选择性的、规范化的视角。因为根据所有的战国出土文献，大概90%都没有对应的传世本，只有少数作品与《汉书·艺文志》有关。

关于“焚书坑儒”

我专门写了一本《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华帝国表征中的文本与意义》，2000年出版的。那时候我查了所有关于“焚书坑儒”的资料，发现这是东汉的一个说法。司马迁《史记》之前，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这次事件；公元1世纪卫宏《尚书序》(已佚)之前，没有任何文献认为儒生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据目前所知，谴责暴秦和“焚书坑儒”最早出自317年面世的伪造的孔安国本《尚书》。第二，各种早期文献均记载说秦廷任命“博士”研习经典。公元前213年，博士获准垄断经典的研究、教授工作，或许还可编订经典；此外，这些博士还参与制定帝国的礼仪、撰写铭文。激怒秦始皇大开杀戒的，据说是两位“方士”，并没有证据表明有名有姓的儒家学者在秦时遇害。第三，秦与西汉初年的公文写作，频频引用《诗》、《书》。可见这些经典文本在宫廷中随手可得，而且从出土文献对经典的引用情况来看，所谓“焚书”前后，经典学问的传承并没有任何改变。

“早期中国文学”为什么难写

我们所有的文本都是汉代开始有的文本。如果没有西汉末期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刘向、刘歆、杨雄等等，可能我们不会有现在的这些“先秦文本”。比如要写周代的《诗经》，但我们实际关于周代《诗经》的资料并不多，而我们的《诗经》就是《毛诗》，是某一种对《诗经》诠释的文本。如果没有《毛诗》对文字训诂的注解，就很难读懂《国风》。所以写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是：一方面我要写一种连续性的、历史性的，有发展和过程的文学史，这里面是时间的逻辑。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做不到上述这点，因为对原始形态的了解已经受到后来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直接从早到晚写一条线，这是一种幻想。我们应该明白包括出土文献，像上博、郭店等等，那是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文本，也不是这些文本的原始形态，所以我经常从后面来讲前面，我的这篇文章整个结构也有这个道理，困难也就是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