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文学史》出版：一场中国文学史的接力赛

清一色美国学者

宇文所安、柯马丁、王德威、商伟……这群人聚一起，跑一场接力赛。

“彼埃尔·梅纳德法则”适用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吗？

“以往的文学史上只告诉我们《梧桐雨》、《汉宫秋》是元杂剧。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定稿并不在元朝，直到16世纪明朝，李开先才将它们改写成现在的样子。我们应该给李开先记上一大功。”孙康宜告诉南都记者，中国文学史其实是对过去持续不断地重写(rew riting)。

从《诗经》的阐释到屈原形象的塑造，从苏轼对陶潜诗歌的改写到杜甫的后世生命(afterlife)，“彼埃尔·梅纳德”的权力很大。他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价值取向保存、组合文本，亦根据自己的观念重塑前人的文本。

而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框架里，则很难找到“彼埃尔·梅纳德”的踪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蒋寅认为，这与中西方看问题的方式密切相关。“我们过去研究文学，会把文学作品当作既定的事实来接受，作品就是作家的创造物。”而西方汉学家却更强调文本的概念，一个过去的文本流传至今，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中介过程，“跟作者的关系也变得不再那么确定”。

本月底，由宇文所安和孙康宜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出版。缘起要追溯到十年前。

2003年10月的一天，孙康宜收到一封来自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文学史》系列总编辑琳达·布瑞(Linda Bree)的邮件，希望她能主持编写一部“单卷的、畅销书样子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此之前，该系列已出版了三本国别文学史，分别是《剑桥俄罗斯文学史》(1989年)、《剑桥意大利文学史》(1996年)以及《剑桥德国文学史》(1997年)，均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重写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文学史可能吗？”孙康宜对南都记者说，收到信后她的心情极为复杂。一方面，从1966年就开始策划的《剑桥中国史》经历半个世纪的编写，已经形成一套多达十余卷的完整系列，却一直没有《剑桥中国文学史》；另一方面，让她兴奋的是，《剑桥文学史》以年代来划分文学史。在她的印象里，不管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还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经典文学史还是以文体为主。在欧美汉学界，同样只有中国诗史、中国词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戏剧史的观念，缺乏全面的文学史思维。“就连美国大学聘请文学教授的方式，都是以文类为主。我虽然研究的领域很宽，但职位的tag(标签)是‘古典诗歌’。”孙康宜是耶鲁大学首任M alcolG .Chace‘56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性别研究等。她担心，做汉学一旦习惯于专攻某种文体，会忽视同一时代的其他文体。再者，中国文学史较俄、德、意的体量都要庞大得多，单卷本怕是难以容纳。

未想，出版社方面回复，愿意单独为中国文学史破例，不限于单卷。工程量庞大，孙康宜开始邀约同在美国的汉学家朋友。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在邀请邮件发出的两天内，包括宇文所安、柯马丁、王德威、商伟在内的顶尖学者纷纷欣然应允。

“我们真的非常需要这样一本书。”谈到参加的动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柯马丁(M artin K ern)回忆说，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Colum bia H 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但这部以文类而非年代为基础的文学史是由40到50篇小文章拼凑而成。“文章之间没有关联，也体现不出历史的叙事性。”柯马丁为此专门写了一篇书评，对“论文合集”式的文学史严辞批评。

有鉴于此，孙康宜希望读者能像看小说一样，从头到尾，由兴趣驱使来阅读《剑桥中国文学史》。她对读者群的界定亦是———普通但有一定知识储备的读者，并希望此书成为西方世界东亚历史和文学课程的本科教科书。

最终，孙康宜召集了17位美国汉学家参与编撰。于是，一家欧洲老牌大学出版社，聚集了“清一色”的美国大学教授撰稿团队。柯马丁解释说，这恰好说明了当今西方汉学的现实格局。尽管他在德国科隆大学取得汉学博士，但目前欧洲几乎没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唯一一个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做古典文学研究的年轻教授还是他在普林斯顿教出的学生。而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欧洲汉学则实力更强。“尤其是德国，在语文学(Philology)方面优势明显。这是因为德国人文主义传统的高潮就是语文学。”

孙康宜说，她也曾考虑过老友顾彬，“但他在写德文的中国文学史，自顾不暇，所以不可能有时间来帮我。”至于瑞典知名汉学家罗多弼，孙康宜考虑到他对写文学史不感兴趣，因此也未邀请。“不是欧洲和美洲的差异问题，而是这群人适不适合聚一起跑一场接力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