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国产新片”《毒战》 打开内地电影尺度

时代周报：但还是听说，你们为了尽可能顺利过审查，准备了两个版本？

杜琪峰：是剪了两个版本。先送第一个版本，如果实在不行再用第二个版本。但是没有用到第二个版本，都是用的第一版。

时代周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尺度更大的那个版本吗？

杜琪峰：对，我们拍了有公安吸毒和完全没有公安吸毒的两个版本，我们送上去的是有公安吸毒镜头的，但是已经通过了，只是剪掉了正面的镜头。还有一个版本是完全没有公安吸毒镜头的。

时代周报：的确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还留着。比如香港的7个毒贩，做决定是用投票的方式。

杜琪峰：香港黑社会70年了，他们都是选出来的。香港很多事都要投票，谁票多谁赢。审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从你这个角度去想。

时代周报：海润影业的老总刘燕铭是《毒战》的制片人，他在整个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杜琪峰：他以前拍了很多公安的电视，所以他对这方面是特别有经验的。我们也不去见那些送审的人，因为我们去很多时候也讲不通，所以很多靠他去见。

韦家辉：刘总很有经验，很多时候我想到的情节都去问他能不能通过，他这个人很开明，他就说你们先拍吧，不要想太多，我们就相信他先去拍，因为他经验很多。

时代周报：《毒战》从上映到现在，大家最关心还是“银河映像”这个香港制作团队遭遇内地电影审查制度的问题。所以直接地问，审查制度到底对两位的创作有多大的影响？

杜琪峰：很大啊，大到韦先生长期都在担心到底能不能通过。我们进入这行以来，没有这么担心过，因为香港根本没有审查。

韦家辉：你创作一场戏，拍一场戏是没有人管你的，电影局也不会管你，但你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全部拍完才能拿去终审。枪毙了就不好了，所以在拍一场戏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想能不能通过，但是问得太多、想得太多，可能就不敢走得太远。很矛盾，最后我们还是觉得大胆地去做，然后看结果，不要太“自我审查”，结果出来后，电影局还是比我们想的要开明了。

时代周报：所以现在算是已经找到了一种既能够保持自我，又能够适应内地的环境的方法？

杜琪峰：我们希望这个（《毒战》）就是。在电影审查方面，五年前感觉要抓得更紧一点，现在有些不能讲的东西也放开了。时代进步，电影不能不进步，不能不跟人生的过程有关系，所以电影从紧到松是时间问题，十几年来不停地放，现在电影开始有票房，越来越厉害了。这条路在慢慢走，好过没有变。

担忧香港观众会感觉“不真实”

时代周报：这个片子在内地和在海外放有区别吗？

杜琪峰：没有，只有罗马影展有一个版本，最后古天乐打毒针行刑（注射死刑）的过程中，古天乐为了活命还在不停地“出卖”别人，还有那些毒贩，在哪里我可以戴罪立功……那个版本黄奕演的女警是没有死的，她等到古天乐死了以后告诉其他人去抓人。但是后来我们了解到，公安局不允许刑警在行刑现场，说不符合法律规定，这些应该是法院的工作，公安不可能在场，所以就剪掉了，就是那一段不一样，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时代周报：但是这样一来，《毒战》里面全部坏人都是香港人，好人都是内地人。这部片子在香港上映，里面的反派全部是香港人，最近香港和内地又出现了一些摩擦，你会有担心吗？

杜琪峰：以前有内地人到香港去打劫，湖南帮什么的，现在都没有人到香港来打劫了，都是香港黑帮到内地来。有些黑帮在香港已经没办法活下去了，好一点的、技术高一点的都在澳门，大部分的赌场都是由有背景的人来做，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反过来的，好人都是香港人，现在变成坏人是香港人。

我感觉香港的观众会不相信内地的公安是这么努力、这么英雄的，这一点很难讲，这不是我们拍得好还是拍得烂，而是他们有一种观念，是内地公安给他们的印象。

韦家辉：在做资料收集的时候，我们发现缉毒公安还是很用心的，每年都有缉毒公安牺牲，很辛苦的。

杜琪峰：但香港人看到的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看到缉毒公安，看到的都是一般的公安。去年反日游行的时候，他们的印象是内地人在街上第一个推倒的就是警车。

时代周报：“银河映像”接下来的工作重心会移到内地吗？

杜琪峰：要看是什么题材，如果题材对就过来拍，如果不行就没办法。讲鬼神的一定不行，宗教的一定不行，太暴力的也不行，三级的不行。还是要看构思是怎么样的，才能决定来不来。

时代周报：那会不会担心，作为曾经神话一样的“银河映像”，香港电影的标杆，北上之后会有所变化？

杜琪峰：基本上很难变的，它有自己的风格，过来拍电影还是要面对送审的问题，但是不能改变太多自己的东西。我们是这样的，有什么可以在内地拍的就拍，黑社会不可能在内地拍，那就回去香港拍，能来拍的我们一定来，因为内地的市场真的很大，而且中国要拍的地方很多，比我们的题材更丰富，很多题材都可以从不同的线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