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国产新片”《毒战》 打开内地电影尺度

时代周报：不过听说第一稿剧本大纲和后来《毒战》的故事很不一样。

韦家辉：我们当初的第一稿是从天津，然后到湖南，到广州、云南，就像公路片。利用中国内地跟香港不一样的，内地很大，想利用这种地域。而且不是所有公安都死在天津，只死了几个，但是钟汉良他们（广州公安）没有死，他在第一稿里面甚至都没有参与到天津的枪战里。天津的公安都被古天乐打死了，然后古天乐跑了，他们就追到云南去抓古天乐。最后在云南，他们要弄死古天乐，原本的剧本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那为什么后来大部分都在天津拍了？

杜琪峰：我们本来想天津的冬天都是雪白的，讲对白都有烟喷出来，车也会喷烟出来，画面很好的。但是去了两个月都没下过雪，钱也花掉了，最后逼于无奈，韦先生只能把整个故事的大部分改成在天津发生，实际上我觉得原来的版本更好看。

（图：杜琪峰在《毒战》片场。 IC 供图）

与以往风格“差异大”

时代周报：《毒战》在拍摄风格上跟你们以往的电影是很不一样的，没有了浪漫，变得非常写实。

杜琪峰：要看具体的电影主要想表达什么东西，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但还是要问自己，用这种方法去做，你想要的是什么感觉。如果用太强风格的电影手法，娱乐性就会比较低，基本上观众更希望看到紧凑的电影，很想追剧情的发展。而且贩毒的题材比较真实，我们讲的故事是围绕这个真实题材的。因为这个电影创作的理念就是希望真实，如果加进去太风格化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么真实的感觉，有些不实际的画面就会出现。

时代周报：网上的确有人评论《毒战》很多细节上都非常真实。比如广州来的公安（钟汉良饰）没钱回去，跟同事借钱，因为一路从天津开车回广州要交太多过路费了。

韦家辉：真的吗？因为我们在跟很多公安聊天的时候发现，中国公安的工资都不太高—如果他不贪污的话，跟毒贩比起来就是天差地别。所以我们设计了毒贩在那里烧钱，两个从广东过来的公安，因为一路很多收费站，钱都花光了，要跟同事借钱。还有一些案例，比如“大聋”、“小聋”两个毒贩被设计成“聋哑人”，是因为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毒贩都喜欢用聋哑人，因为被抓也不会讲太多东西出来，有些案例就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电影当中还出现了很多摄像头，一开始路口的监控摄影机，还出现了微型摄影机，这种摄影机以前在你的电影中很少出现。

杜琪峰：因为这是内地嘛，内地现在用很多摄影机。香港没有这么多，隐私很重要，不能这样监察。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内地的新闻节目，很多破案在香港都不可思议，犯罪过程怎么可能被摄像头拍下来了？我们发现内地那么快就可以看见事发，机器一定是很早就装进去的。一般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人冲进去拍肯定也是从一半开始，但是你看这些很完整，从没开始就有，不止在大路上，小的路上也有。这是内地的特色。

时代周报：在故事人物的处理上，与两位以往的电影风格相比，《毒战》的差异也很大。比如古天乐饰演的毒贩，坏得非常极端，但你们以前的电影里坏人往往还是会保留一些人性。

韦家辉：其实这个人物对老婆还是有感情的，不然不会在她死了之后烧钞票给她。但他是这样的，如果你快死了，他是不会救的，比如制毒工厂爆炸的时候，他老婆在里面，他不会把她带走，他会跨过她走掉，不然他也就死掉了。我觉得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他不是很坏，但还是爱自己最多。

杜琪峰：我们有拍制毒工厂爆炸的经过，但是拍完之后做剪辑的时候去掉了。太长了，从三个多小时剪成两个多小时，所以中间是有一些感情戏的，比较慢的就不加进去。

时代周报：那为什么把孙红雷饰演的缉毒公安设计得这么完美，是一个没有任何缺点的公安形象？

杜琪峰：因为他是内地的公安嘛！其实是为了跟古天乐形成反差，他是一个不眠不休的公安。拍之前很多公安告诉我们，他们是不眠不休的去抓犯罪分子，我觉得把这一点放进这部内地公安的电影里挺好的。

“公映的是尺度更大的版本”

时代周报：现在大家普遍的评价是觉得《毒战》打开了内地电影的尺度，底线又被拓宽了，你现在怎么考虑尺度的问题？

杜琪峰：我们只是希望尽量接近塑造过程里的需要，而且也不能完全没有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尽量自己调整，不然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行。《毒战》也是这样，我们当初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能不能通过，每天一边写剧本一边担心，这场戏能不能通过，有没有问题，考虑很多问题。剪完送审，最后出结果，我们感觉公安局已经放松很多了，电影局也放松了很多，对这个电影他们是能开多少就开多少。所以很多人讲，这可能是内地枪战方面最开放的一部警匪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