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山东大旱灾200年一遇 饿死人数上千万
士绅大义 教士援手
值得一提的是,在救灾过程中,初步出现了市场化的萌芽。负责赈灾的李鸿章专门邀请大资本家盛宣怀打理全国尤其是华北救灾一事,盛宣怀亲力亲为,在河北献县创办了“纺织局”,教灾民织布技术,将收上来的布匹换粮或作军用,“彼此获益”,这显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以工代赈”,实际上就是“以商为赈”,这是对“市场赈灾”的尝试,李鸿章给予认可,认为此举是“养民不若令民自养”。
中国民间从来不乏温情。灾难面前,中国士绅甚至被灾民称为洋鬼子的外国传教士等也利用各种方式参与救灾。这些在民间有着较大威望的乡绅不独来自山东本地,有的还来自江南甚至国外等,甚至波及南洋、日本、美国。1877年春,江苏绅士李金镛、严作霖等到山东青州设立江广助赈局,并在《申报》上发表“劝捐山东赈荒启”,号召“绅商善信”,“踊跃输资”。
作为首善之地,济南官绅率先捐资在郊外搭棚施粥,报名领粥者22000余名;在灾情较轻的潍县,5家较富者捐银18000两赈济灾民。唐景星为山东饥民劝捐,2个月筹赈银30000两,衣服万件。据《左文襄公全集》载:有“红顶商人”之称的胡雪岩捐赈银2000两,白米500担,制银3100串,新棉衣3000件。鉴于灾荒中出现大量无家可归的孤儿,收养幼孩也是江南绅商在义赈中的重点工作之一。据1877年8月16日《山东抚详报赈务禀》所称:“现在两局共收一千四百余名,除亲属陆续领回外,尚存六百余名。”
灾荒期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正在青州府传教,他在向烟台的外国外交官和传教士求募的同时,还投书《北华捷报》和《申报》刊登山东灾情,以求引起社会的同情。李提摩太将赈银分给益都等地饥民2万余人,每人每日给钱20文,每5日一发,共计13835两。除直接发放赈银外,一些传教士还利用职业特点,收养饥饿幼孩。至此,人们对传教士的看法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再如先前那般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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