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山东大旱灾200年一遇 饿死人数上千万
饥民惨状(资料图)
光绪初年山东大旱。最严重的时段集中在1877和1878两年,所以,这被后世史学家称为“丁戊奇荒”。这次大灾留给人们的不止灾难本身,还有官府的救灾方式及管理创新与民间自觉。
大旱之年 数祸叠加
气象学家对山东气候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即“十年九旱”,满清存续268年,山东有干旱记录的就有207年。而以山东为主、遍布华北的这次大旱,从1875年开始,持续四年,干旱程度为200年一遇,饿死的人达千万以上。
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此次干旱就已经在山东露出苗头,这一年全省已有38个州县干旱,烟台“但见油然之云并无沛然之雨,井干田裂,河枯渠尽,锄犁不能开垦,小麦收获无望”。据当时《申报》报道,青州府“秋冬雨雪仍然欠足,麦难播种,农民失望,以致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到了1876年,山东97个州县出现大旱,全省收成不到三分。1877年,旱情仍未结束,鲁北、鲁中、鲁南63个州县被旱,灾区出现了“道殣相望、赤地千里、草木皆枯”等令人触目惊心的惨状。
1877年5月间,寿光、乐安两县又遭遇冰雹。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干旱、冰雹、蝗虫之后又有疾疫流行。如在济南城内乡间,“一月之内因疾病和饥饿而死者达万人”,烟台、乐陵等地染病者亦难以计数。
粮食大量减产,居民食无所依,饥民抛弃家园外出逃荒,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潮。与山东仅一海之隔的辽宁成了山东灾民的首选之地,山东人逃往辽宁奉锦一带一天可达上万人。前几年引起轰动的电视剧《闯关东》,固然彰显了山东人大义、担当、承压精神,但又有谁知道“饥民逃亡”背后妻离子散的辛酸血泪!至1877年4月底,逃出山东而投奔他乡者已有300万人,不少地区人口仅有原来的一半左右。
赈灾济困 官府在前
连续干旱导致农田失收,粮价疯涨。据《光绪初年华北的大旱灾》一书显示:1876年山东大米每斤涨至16文至20文不等,小麦、小米涨价更多。不少人家为了购买粮食,只好变卖家产,或以农具换钱,耕牛被卖掉或杀死充饥,桑树被砍去换钱,青州一带的灾民只能以米糠、麦麸、树皮、草根、草籽等充饥。据1877年《申报》记载:“在济南饿死一万五千人,在烟台,饿死者以千百计,至1877年,全省饿死不下五十万人。”
“丁戊奇荒”发生后,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政府多方筹措赈银赈粮,效果总体来讲还不错。1876年,清政府谕令山东巡抚丁宝桢对灾民加以赈恤,拨赈银43000两;令山东当局派员设厂施粥,认真经营、妥为筹划,“毋使流离失所”。随即,益都官办赈局有9处,各局相隔二三十里,一局大约有饥民6000人,每日发给每个饥民的小米合钱10文。临朐县官办赈局10处,相隔20里至50里,每人每日发给小米粉3.5两。光绪帝先后五次下谕缓征灾区州县的地租杂课及旧欠赋税,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的负担。
1876年6月5日,丁宝桢上奏清廷欲招邻省米麦杂粮商贩前来售粮,以补山东之不足,同时请求在商贩经过关卡时免抽厘税,清政府均应允。丁宝桢还用银33534两到奉天购买杂粮、谷米运往山东灾区作为赈粮;又派人往直隶宁津、河间及奉天牛庄一带采买荞麦620余石,作为种子,发给民间播种。当年10月,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继任山东巡抚的文格再次筹银92000两买米买粮,在省城及德州等处设粥厂。
山东当局还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帮助灾民度过荒年。1876年,曹州知州恩奎报请丁宝桢拟修护城堤,丁拨库银10000两以示支持。丁从恩奎的报请中得到启发,又从运库拨银13000余两,招集饥民修筑利津县富国盐场的灶坝;拨银6000两,疏浚潍县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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