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慈禧性需要正常 《太后与我》同性内容可信

2012年04月13日 09:37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戴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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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性恋及其研究——

反同性恋者缺乏公民基本素质

记者：你刚从英国回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此行的收获？

李银河：这次是去曼彻斯特参加一个LGBT的研讨会。

LGBT是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术语。如果西方的政治家不知道这个词的话，他可以回家抱孩子去了。从这次研讨会上看，目前这方面比较新的理论还是“酷儿”(Queer)理论。一般来说，福柯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鼻祖。酷儿，主要是指各种各样的不正常的、越轨的性倾向。

〔注：LGBT,或GLBT,是用来指称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一个集合用语。它被认为比“酷儿”或“lesbigay”拥有更少的争议。LGBT并非完全没有争议。有些跨性别者并不喜欢这个用语，因为他们不想与LGB有任何瓜葛，有些LGB也为了相似的理由而不喜欢加入T这个字母。〕

(注：“酷儿”由英文音译而来，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有“怪异”之意，后被性的激进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含反讽之意。酷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火起来的一种关于性与性别的理论。它起源于同性恋运动，但很快便超越了仅仅对同性恋的关注，成为为所有性少数人群“正名”的理论，进而成为一种质疑和颠覆性与性别的两分模式，挑战男权文化的思想武器，是后现代主义在性学研究上的典型表现。)

记者：你最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哪些方面？

李银河：正在作一项关于新中国性观念史方面的工作。具体是从1949年至2010年所有的《人民日报》中，作一些新中国性话语权的研究。比如关于卖淫、扫黄以及文学作品中性描写尺度等，这60多年来是如何变化的。又如《人民日报》中第一次出现同性恋这个词，是什么时候等等。

记者：同性恋及其相关研究目前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李银河：同性恋研究，包括性研究在内，在中国都是很被忽视的。如果申请一个这方面的课题，基本上是得不到资助的。当年我作中国的同性恋研究，费用来自我的博士后经费。那是1988年，我从匹兹堡大学拿到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京大学做费孝通先生的博士后。这是国内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点，所以我也是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

目前国内作性方面研究的人非常少，连性别、妇女研究的都很少。之前有个说法是全国有三个半人，现在多点了，恐怕也就是五六个人，我所知道的还有上海的刘达林，华中工学院还有一个。

记者：中国的同性恋人口数大约是多少？我记得多年前你和王小波先生的研究中就有一个宽泛的结论，认为在1%至10%之间，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李银河：社会学上一般认为同性恋者占总人口的3%至4%。在大城市会达到10%，如香港、伦敦等。美国旧金山，同性恋者能占到30%，因为它是全世界同性恋最大的聚居地。为什么城市中同性恋者比较多，主要是因为乡村比较保守，交友相对困难，所以同性恋者倾向于向城市集中。

记者：同性婚姻在中国的合法化有多大可能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能静待机遇和契机的到来呢？还是需要有人去推动它？我们可以做哪方面的努力？

李银河：会相当漫长。这需要观念的转变，因为有个文化滞后的问题。当一个社会，或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巨变时，人们价值观的改变要落后于其他方面。目前全世界也只有十几个国家同性婚姻得到法律承认。2010年冰岛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尔与她的女友在该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一天登记结婚。

记者：我们知道，你2003年以及2005年都向“两会”提出同性婚姻的立法提案。2006年，你又向全国政协提出同性婚姻提案。这些提案，得到答复了吗？

李银河：政协开会时，有记者向发言人吴建民提问此事。吴回答说，这个东西有点超前。这个回答虽然差强人意，但没说它是个错误，这已经是个进步了。

记者：除了同性恋者本人外，是否需要外力，甚至体制的力量，来推动社会改善这些群体的生存环境？

李银河：应该有一个表达机制，让被忽视的少数族群的特殊诉求可以上达立法机构。就像现在的妇女权益保护法一样，建立健全反歧视法。如果一个人因为是同性恋而被雇主解雇的话，他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

记者：如何看待类似孙海英这样坚决的反同性恋者？你认为这些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李银河：歧视同性恋，属于观念错误。这种人可能有知识，但却没文化。就因为你是多数，就可以歧视少数吗？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也是人，必须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