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慈禧性需要正常 《太后与我》同性内容可信

2012年04月13日 09:37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戴玉亮

字号:T|T

0人参与0条主评论 0条评论0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对话社会学家李银河，说同性恋研究，忆王小波先生，谈奇书《太后与我》——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以性研究，尤其是中国的同性恋研究蜚声海内外。她，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李银河还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已故中国当代文学家王小波先生的妻子。今年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15周年祭。

与此同时，近日一本名为《太后与我》的奇书风行大江南北。这本书由已去世69年的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爵士撰写，以自传体回忆录的形式详尽叙述了作者晚清时寓居北京期间与慈禧之间的性爱关系。作者本人是个著名的男同性恋者，书中大量同性性行为、虐恋、以及同性恋男妓等的描写，也颇具性学价值。

基于以上双重理由，4月9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李银河。

关于《太后与我》——

性学价值大于史学价值

记者：你认为，在历史真实中，慈禧恐怕真的并不是守身如玉的。据你所知，有没有这方面的史实证据？

李银河：这方面的历史我还真不熟悉。这样说，只是情理之中的一种猜测。你想想，太后这样一个君临天下的人，连当时的皇上在她面前都哆哆嗦嗦的。如果她有这方面的需要，应该说也是正常的。

记者：作者与太后交往时是30多岁，太后已是70岁上下。你在书评中说，在这种年纪还保持旺盛性欲，应当说是比较惊人的，但是从性学角度看，并非全无可能。按照两性交往的一般年龄规范，年轻的作者是相当屈辱的。正是从这点上看，书中所写可能是真事。换言之，仅从年龄规范上看，作者把这些写出来，并没有给自己贴金增色，反而是自曝其丑，如果不是真有其事，又何苦来呢。

有两个问题，一是作者书中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相反，一方面他享受与太后的性爱。另一方面，他非常尊重和爱戴太后，视其为伟人。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出，作者不但不屈辱，反而以此为荣呢？

李银河：太后与作者的身份差很多，得到太后垂青，看起来好像是他被宠幸。但不要忘了，巴恪思本人是一个男同性恋。从一般的性心理上讲，他喜欢的只是男人。与太后的交往，只是他在为别人服务，享受不到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的乐趣。每次与太后发生性关系，他都是靠吃药来进行的。我所说的屈辱，主要是这个意思。

记者：另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巴恪思本人具有超强的想像力，记忆力和联想能力，他有没有可能把发生在西方的事情以及他在其他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加在他与太后关系的描写中？况且作者在这方面已有前科，他的另一部作品《太后统治下的中国》所依赖的主要资料——所谓的《景善日记》，已被证明是伪造的。

李银河：《太后与我》完全有可能就是一部小说。

记者：你认为，《太后与我》这本书即使不是记录真实历史，而只不过是虚构的作品，但它对于想了解彼时彼地的性风俗、性观念以及一般百姓和社会上层人士的性活动状况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这就是这本书除史料价值、文学价值之外的性学价值。

如果作者是把大量的东西方的东西交汇而成，有的还是凭空想像的，那么除了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外，本书的史料价值乃至性学价值是不是就大打折扣呢？

李银河：如果它仅仅是一部小说，那么它的史学价值基本为零。但它的性学价值，还是比较大的。

书中所写的关于同性恋的内容，既有世俗社会中同性恋男妓的活动，又有宫中太监的同性恋类性活动，写得相当翔实可信，比如当时同性恋类买春活动的嫖资细节，以及对活动的详尽描写。史家有一种说法，解释清末同性恋类性交易的兴盛：由于当时政府禁止官员嫖娼，所以不少官员转向少年，大城市中出现了很多相公堂子，以及被叫做“相公”、“像姑”的男妓。社会学界的老前辈潘光旦先生在相关著作中亦有提及。这至少能证明，当时同性恋不是非法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非法过。不像西方，有的国家历史上曾判处同性恋者死刑。英国作家、同性恋者王尔德还被判入狱。

《太后与我》特别有性学价值的是有一章专门写兽交，其中涉及多种动物，包括狗、鸭、鹅、猴、牛、羊、狐狸等等。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兽交的态度和规范。从书中的描述看，当时的人们对此类活动视为寻常事，并无任何焦虑感或负疚感。性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是“原欲”，宣泄出去就好，无论对象。很多皇帝有男宠，但并不是说皇帝就是男同性恋。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福柯的一个说法，东方国家都有各自的性爱艺术，唯独西方有的是事事要分出对错的性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