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与“我”的三种规范

2012年03月13日 04:04
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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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后与我》这本书，主要争论集中在它究竟是真实还是虚构的这一问题上。如果说它是作者的亲历，其史料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说它只是作者的虚构，那就毫无史料价值，只能把它当小说来看。

由于作者是一位混迹于清末贵族生活中的人，即使我们把他的文字只当文学虚构来看，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清末贵族生活氛围应当说还是很传神、很有趣的。尤其因为作者特殊的性取向，对他生活的那个时期社会的性氛围、性活动和性规范除了常规的性关系之外，又增添了一些新的观察和描写，显得更加丰富、多元。

书中所写的关于同性恋的内容，既有世俗社会中同性恋男妓的活动，又有宫中太监的同性恋类性活动，写得相当翔实可信，比如当时同性恋类买春活动的嫖资细节，以及对活动的详尽描写。史家有一种说法，解释清末同性恋类性交易的兴盛：由于当时政府禁止官员嫖娼，所以不少官员转向少年，大城市中出现了很多相公堂子，以及被叫做“相公”、“像姑”的男妓。社会学界的老前辈潘光旦先生在相关著作中亦有提及。由此可见，作者对同性恋嫖娼行为的描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由于作者有虐恋倾向，书中对于当时性服务行业中的虐恋类服务也有详尽描述。比如鞭笞及其价格等等。

书中有一章专门写与动物之间的，其中涉及多种，包括狗、鸭、鹅、猴、牛、羊、狐狸等等。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这种行为的态度和规范。从书中的描述看，当时的人们对此类活动视为寻常事，并无任何焦虑感或负疚感。

全书笔墨最重的当然还是作者与“太后”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多种行为规范：

首先是君臣关系。男性皇帝有三宫六院，名正言顺地享用一夫多妻制赋予他的权利，得到的全都是正面评价。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女性，性行为规范又该如何呢？显然要尴尬扭曲得多。民间对武则天早有种种负面议论，比如关于她的面首的传闻，更有“驴头太子”之类的丑恶传闻。这是男权社会对男女两性的双重标准所致。从书中看，既然皇帝能有很多女人，“太后”也可以有很多男人。在历史真实中，慈禧恐怕真的并不是守身如玉的。

其次是年龄规范。作者与“太后”交往时是30多岁，“太后”已是70岁上下。在这种年纪还保持旺盛性欲，应当说是比较惊人的，但是从科学角度看，并非全无可能。按照两性交往的一般年龄规范，年轻的作者是相当屈辱的。正是从这点上看，书中所写可能是真事。换言之，仅从年龄规范上看，作者把这些写出来，并没有给自己贴金增色，反而是自曝其丑，如果不是真有其事，又何苦来呢？

再次是性行为规范。从书中所涉及的各种细节，可以看出，“太后”的观念是百无禁忌的，绝不会把某类性行为归为正确，某类归为错误。对于各种方式全都视为“快感的享用”，毫无褒贬。她虽然是个异性恋者，可是对于宫人太监的同性恋、虐恋之类的行为，均采取一种好奇的旁观态度，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恰恰像福柯有次所说，东方国家都有各自的性爱艺术，唯独我们西方有的是事事要分出对错的性科学。

总之，在我看来，《太后与我》这本书即使不是记录历史真实，而只不过是虚构的作品，它对于想了解彼时彼地的性风俗、性观念以及一般百姓和社会上层人士的性活动状况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这就是这本书除史料价值、文学价值之外的性学价值。

李银河/文

全书笔墨最重的当然还是作者与“太后”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多种行为规范。

·观两性·

︽太后与我︾

[英] 埃蒙德·巴恪思爵士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银河 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