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教授出《上课记》：做与众不同的教师是为自救

2012年03月12日 09:01
来源：南方日报作者：陈祥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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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家里写作的，忽然去做老师，看来有点偶然。直接起因大约在2002年的春天，和崔卫平聊天，她说，你能做老师。当时听了感觉意外，从来没想过做老师。问她什么原因，她说看你能循循善诱。或者是心里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也许真的能做老师？……2004年，有了个做老师的机会，听来似乎会有前景的诗歌研究中心，虽然学校在偏远的海岛上，既不悠久也无名气。这个教职或者成为潜在的提示和鼓舞：也许我能试着做一个好老师。”王小妮在从诗人变成大学老师之后，第一个学期没能记录下学生身上很多生动的细节，觉得可惜。从2006年开始，她就在上课的间隙，随手记录下和他们相处时发现的有趣的部分。

《上课记》就是这样一本“教后感”结集。它记录了来自城市、更来自农村的“90后”一代大学生彷徨、躁动又不失纯真的日常生活和思考。其中不仅收录了2006至2010这五年间，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开设影视写作课程期间的教学笔记，还摘选了部分学生作业和邮件。

作为一位诗人，王小妮有更为敏锐的心思，去反思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种种经验，也耐心观察着年轻学生们的精神和思考状态。她深深地理解学生们的焦虑：“面对现实，批评今天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是最无力和最不人性的。如果他们不焦急，不知道养活自己和改变父母的生活，反而有问题。”她反对学生们使用僵化的“好词好句”，让他们用自己的方言去朗读诗歌、表演小品，唤醒最亲切鲜活也最原初的感觉。她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

学者崔卫平表示，诗人王小妮转而从事教育，她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一首教育诗。“她在课堂上所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由她的笔下描绘出来的那些同学，各显各的神通。这是我们时代最好的灵性教育读本。”

作者访谈

王小妮：学生才是大学的主体

大学教育的问题最大问题是没人把学生当做主体

南方日报：现在大家常常在谈大学教育的种种弊端。从你所接触到的层面，最有感触的地方来说，你觉得现在大学教育的问题主要有哪些？这些问题最让人困惑和难以解决的地方在哪里？

王小妮：大学最大问题是没人把学生当做主体。

南方日报：你非常关心学生的成长背景，发问卷了解他们的家庭出身，来自城镇还是农村，家庭年收入等等。有点社会调查的感觉。对他们做这些细致的调查是不是跟记住他们的名字一样，转入对他们个体的关注？

王小妮：如果全来自大城市，家境宽裕，常有课外书看，课就不是这个讲法。老话不是说“因人施教”吗？

我的插队经历和多年边缘的生活，也天然地使我更关心这些并未享受到平等教育机会和生存权利的年轻人。他们应该更昂扬快乐，因为他们的艰辛生活本身就是“珍宝”，每次面对新学生都会说这个。2011年我给学生推荐了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

南方日报：朱大可老师说，我们给本科生上课，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纠正中学教育的错误，把被洗过的脑子重新洗回来。你怎么看待中学和大学之间的洗脑与反洗脑？

王小妮：中学也有好老师，所以书中列了那么多完全不相识的老师的名字，那些老师可能不会想到还被人记得。当时是灵机一动，请同学们写出对他们的价值观有影响的老师，这提议就是课间休息铃响的几秒钟内发出，上课铃再响，名单重重叠叠已经交到讲台上了。无论这些老师在多偏远的地方，希望他们也能看到这本书。

大学里照本宣科的是绝大多数，像朱大可和我都是少数。我试着做的应该只是人之“常识”、“常态”。而洗脑和抗拒洗脑是个巨大的话题，呵呵。我毫无给人洗脑的能力和企图。我抗拒“洗脑”这个词，它是个坏词。

南方日报：有学者提到，现在关于大学教育，从钱学森之问到北大校长的化学歌，都是大众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孔庆东也作为大学教授中的一个极端形象，成为人们谈论大学形象时一个有趣的存在。有人质疑，为什么某些缺乏基本常识和人文关怀的人也可以在“兼容并包”的保护伞中存在？在这种环境里面，大学生的是非判断能力如何建立？

王小妮：2001年听过孔庆东给北大本科上的一节课，中规中矩。我想大学不能管束教师的思想，他怎么讲是他的自由，他的言论由他个人负责。社会也不用“过度爱护”，把大学生想象成应声虫，听多了，听到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自有判断。一个来蹭课的学生曾跟我说她不能全接受我的看法，她表述得很矛盾又有点怕伤我的心。我说很正常，你多听多看多想。

谁的价值观都不是一下子形成的，特别是20岁，正是敏感多变的年龄。我20岁那年还在跟农民学习种谷子呢。和大道理大学问相比，我更相信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