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王德威大爱《围城》 称文学基本问题是虚构性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方面有中国古典的渊源,另一方面也有西方浪漫主义所带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在中国的语境里,“抒情”这两个字不见得只是吟风弄月、伤春悲秋而已。第一个讲抒情的是屈原,他是在政治的语境里讲抒情的。20世纪,毛泽东的诗词是不是抒情的呢?瞿秋白《多余的话》是不是抒情的呢?
大概前些年,我看到李泽厚的一本书《情本体和新感性》。李泽厚在1950年代和朱光潜美学大辩论的时候,朱光潜谈抒情,李泽厚谈马克思,可是李泽厚几十年之后告诉我们“新感性”的必要。这个国家不能永远在革命,不能永远在启蒙。李泽厚后来更令人大开眼界,他干脆把“情”字拿出来--情本体。有了前辈的开路,我的问题也就可以往下接着讲了。
最有趣的是,现在中国国内谁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就立刻回答会说,“和谐社会”这个词是不是抒情?非常抒情的。和谐社会就是个礼乐的社会嘛,礼教昌明,大家讲信修睦,这甚至是有儒家色彩的东西。
我不是讲“抒情”,是讲“抒情传统”,我认为这个传统到了21世纪,如果中国正在崛起的话,应该不能再谈革命了,现在应该想礼乐的问题,我们需要把粗糙的东西变得光润,把热闹的喧哗的东西变得有审美意识一些。
人物周刊:你正在给哈佛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以往的类似书籍会有怎样的不同?
王德威:过去,在中国内地的话,哪个学校哪个教研室不得写本文学史,这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写的方式基本是大叙事。哈佛大学出版公司希望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采取了一个编年的方式,每一年的切入点是一个特定的时刻,比方说1919年5月3号,第二天什么事,第一天晚上什么事。然后切入的事件可以是历史上重要的“五四”运动,或者是一个完全私人的事件,或者是一部作品,各种可能性都有,它一下把历史是什么这个观念打散了。
19世纪到21世纪,有晚清,有中华民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大概从1830年代开始写,一直写到韩寒的《独唱团》关门。但选这个时间点,要花很大的心力,然后让那个点发挥它最大的效应,比如韩寒,上过《时代》杂志封面,又做赛车选手,又做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博客,网上的文化,很多因素都凑在他这个点上出现。科幻小说这一块,也许我不选刘慈欣,也许我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想象的事情在1962年没有发生,但在2010年发生了,世博会真的在中国举行了。未来和过去的撞击可以让我们对历史的定义产生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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