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王德威大爱《围城》 称文学基本问题是虚构性

2012年03月04日 10:5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王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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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被认为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里读作品读得最多的。“他们的新东西一出来，我就读，好像跟着他们一起成长似的。”

他对当代文学评价很高。“当代文学非常有趣，如果真正从质和量来讲，早就超过‘五四’了，当然，文学史不是这样看，你得放在那个语境下，文学发生的能量当然是‘五四’时代大于今天。文学在1980年代的大陆有光环，现在回归基本面了。”

王德威的一个重要学术观点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从“五四”以降，革命与启蒙在上百年时间里成为研究者谈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两根支柱。这也让他思考知识分子和政治应该有怎样的关系。王德威提到了萨义德和沈从文所代表的两种立场：“萨义德在学院里面，但又是真正从事他信仰的一些社会活动，或者政治运动，很多人把他当作典型来看待。这是时代的期许。另外一种是沈从文式的，他在1961年写的《抽象的抒情》那篇文章里讲，希望主政当局就把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话，当作是一种梦呓，不用当真的。”

王德威会请华人世界里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到哈佛来办讲座，左中右都有，有的观点他不同意，但他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一些老先生批评他太过于包容了，有的甚至直接打电话教训他。

在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中，王德威被认为是他那一辈的领军人物。年过九十的夏志清对自己当年力荐的王德威非常欣赏，“他做了非常多事情。”就连夏志清90岁生日的聚会，也都是王德威主持操办的。

“我非常敬佩王德威，他简直是上帝送来的礼物，我们这一行里，没有王德威和有王德威会差很多，他是牺牲小我的那种人。”耶鲁大学东亚系的孙康宜教授说。

在王德威办公室门口等待采访他的时候，一群从华人世界来的学生在一旁的教室里热烈地讨论着关于中国的议题。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生则约王德威聊了很久。王德威常惊讶于时间流逝太快，当学生叫他“前辈”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做学生还是昨天的事儿。

他现在关心的一个研究议题是“抒情传统”。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对他有很大的启发。他还记得，1982年，他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博士毕业的时候，要回台湾，租住的公寓还没到期，需要转租出去。林毓生先生知道这件事后，跟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访问学者。这个学者就是李泽厚。“李先生大概都忘了这件事，我还跟他说了一句话：我把电锅都给你了。那时候我多年轻啊，才二十多岁。”

文学和历史的互动

人物周刊：你研究文学最大的兴趣在哪里？

王德威：我的兴趣是在文学和历史的互动。我不断在问这个问题：文学真的是虚构的吗？历史是现实的各种事物和实际经验的累积吗？当文学跟历史碰撞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人物周刊：历史很多时候又跟政治相联系，做文学也许很难摆脱政治的影响。

王德威：为什么要摆脱，文学本来就是从虚构的语境去涵纳包容生命里各种各样的事物。我觉得目前的一种做法是把文学和政治做太直接太密切的挂钩，其实这还是夏志清先生那一辈讲的“感时忧国”的精神，再不客气一点，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士大夫观念，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然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有其必要性，但文学是不是完全跟政治有那么紧密的结合，我觉得不尽然。怎么样去掌握这之中的合纵连横的关系，我觉得这才是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其艺术和能量的展现。你完全把它落实到政治，那你干脆搞政治算了，何必在文学院里面呢，应该去参加政府建设、公民运动，这样讲好像有点刻薄，作为一个有公民意识的知识分子，你当然是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很多事情，但是你必须承认自己的局限。

人物周刊：在你眼里，文学区别于政治和历史的本质是什么？

王德威：文学追根究底有个最基本问题，怎么去引起虚构性，怎么去面对虚构性？我想，做历史、做社会、做政治的人是不敢一开始就讲这个的。我们是做虚构性的，而且把它当一个问题来做，我们把虚构的问题嫁接到历史的经验和现实里面，投射到未来跟过去。

虚构要有多大的能量才能把一个事情自圆其说，严丝合缝？你想，刘慈欣写《三体》是那么容易的吗？他让我为之一愣，花了六天六夜，目不转睛地看了他的3本小说，这里面有种力量在。

“文学是在虚实之间的游走”听起来是句老话，但做起来仍然是有意义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你会发现文学是很重要的。我们最伟大的说故事者不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吗？我给陈冠中的《盛世》写了一个很长的序，这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写国家领导人怎么讲故事，讲故事讲得最好的就是国家领导人。

人物周刊：有的人会说，现实比虚构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