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令赖声川陷政治麻烦 “用脑的人不会从政”

2012年02月28日 16:55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丁尘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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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的政治麻烦

从没有因为讽刺政治而惹上麻烦的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想不到，当他接近了政治，试图用单纯的艺术创作“正面表达”的时候，却陷入了选举操弄的漩涡。“弊案”“攀附权贵”，面对排山倒海的责难，他的辩驳没有人听，没有人信。

本刊记者/丁尘馨

“有时候我真不懂，在台湾做政治干吗读那么多书？每天去都是讲没知识的话。伦理、民主、自由，政治、媒体、下水道，这两句话对我来说，完全对称。一个靠脑筋使唤的人怎么会去做政治？我们其实根本活在一个原始丛林的状态之中。”在北京某剧院的地下排练厅里，宋少卿用激昂声调念着台词，赖声川和现场工作人员一起轻笑。

农历元宵节一过，赖声川就开始复排自己1999年的旧作《十三角关系》。一瓶可乐，几包零食，每天只排整部戏的5分钟，还是原来的习惯和节奏。

虽然亲身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舆论攻击，但是导演并没有让它在戏里留下痕迹。《十三角关系》对台湾政治的讽刺和原来一样，不增不减。

扣上“台湾张艺谋”的帽子

10多年前，赖声川用《十三角关系》和《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向政治戏剧告别。1984年表演工作坊成立以后，赖声川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充满了对台湾政治的观察和嘲讽。但是千禧年带给他的提示是，去掉了政治、社会等外在的东西后，反而可以找到一条更宽阔的路。于是有了2000年的《如梦之梦》，七个半小时，一部史诗的长度专注于探索人心，发现内在。

即使是2008年的《宝岛一村》，这部有着浓重政治历史背景的眷村题材戏剧，赖声川也是强调“无关政治”，他只注重描述“一群想回家而不能回的难民”。

可是有些东西终究躲不开。

2007年岁末，时任台北听障奥运会总执行长的盛治仁找到赖声川，试图说服他执导开闭幕式。在这之前，赖从未与政府有过任何合作，也没有执导过任何大型的户外活动。与盛治仁也只是从电视上认识。

听奥组委会原本属意的是定居美国的电影导演李安，后因李安的外国团队费用太高而作罢。熟知台湾文艺界的陈文茜告诉好友盛治仁，台湾本土最重要的两个创意人是赖声川和林怀民，这两人可以，而且他们都是有世界级眼光的导演。

“最早赖老师的意思是，能不做就不要做。我们不是做这个行业的。”赖声川的妻子丁乃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同时也是表演工作坊的行政总监。所谓“主旋律”、与“政府”合作、大型户外活动，这些对于谙熟剧场经验的赖声川而言都是陌生的。

再次登门的时候，盛治仁拉上了两个人做说客，赖声川的精神导师林谷芳和他们共同的好友陈文茜。

“台湾不是有太多机会站在国际舞台上。这是我们可以向国际展示的机会。”盛治仁对赖声川说。除了同年7月在高雄举行的世界运动会，台湾从未举办过任何国际性综合运动会——发出声音却无法让人听见，恰巧又契合了听奥的主题。赖声川被说服了，也有了感觉，“我希望台湾被看见”。

在台湾的标案制度中，除了竞标，还有一个特例是“指定”，当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话就可以“指定”。“所以他们就指定了赖老师来做。”丁乃竺解释说。

这是赖声川与“政府”的首次合作。恰也是马英九“政府”实施“文化作为台湾的首要发展战略”文化新政策的开始。

“这是听障奥运史上最棒的一次开幕式。”2009年9月5日，当台北听奥开幕式结束后，国际听障运动总会主席丹娜达·安蒙斯对总导演赖声川这样说。

完美演出的背后，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舞台上几小时的华丽演出，舞台下却得克服一连串政府法规、时间、资源及设备的局限，几度让赖声川深感挫折。

依照台湾“政府采购法”规定，任何公共工程的承包，都必须由争取承办方撰写标案、参与竞标，待“政府”审核确认得标后，才能拿到预算去执行。在排练过程中如有任何新需求，都必须再跑一次写标案、竞标、等候审核的流程。

“受限于法规，我们几乎是一次就得成功，没有任何出错的空间。”赖声川始终觉得，艺术创作有时是需要独裁的。

“可不可以以后我都不再做这个了，我为政府该做的贡献做完了。”事后，极度疲惫的导演这么跟妻子商量。美国柏克莱大学戏剧博士毕业后，赖声川以《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暗恋桃花源》两出戏奠定了他在剧场界不争的地位，之后近30年的剧场实践探索，赖声川和他的戏剧已经在台湾甚至亚洲华语剧场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良好口碑。他已不需要通过“政府”的大型活动来抬高身价或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