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顾桃谈获奖纪录片：少数民族有大自然赋予的悲伤

2012年02月22日 09:42
来源：早报作者：早报记者黄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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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两代人的情感冲突

东方早报：《雨果的假期》中对母子关系的描写很诗意，柳霞随口就为儿子编了首诗。在母子离别的段落里，为什么使用了大量重复的镜头？

顾桃：诗意是这个民族本身所具有的天赋，其实片中的很多镜头都是我想不到的，我也没办法去设计。我一直认为生活是简单的，情感也是如此，本能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我原本没有想过要拍这部片子，拍《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时，柳霞想孩子，我就想了却她一个心愿。她一直这么喝酒，我生怕她再也见不到孩子，我就去无锡把雨果接了过来。刚开始我想，他无非就是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没什么稀奇，可是眼看着车快到大兴安岭边上，雨果的眼神就不对了，他的状态已经亢奋了！我想，这就是大山的孩子，使鹿人的孩子，他始终是要回去的，他的根在这里，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雨果的假期》。

东方早报：你的片中经常会出现两代人情感上的冲突，上一代人表现出绝望和悲凉，下一代人似乎更能接受现实，就像雨果总结狩猎一天的“喜怒哀乐”。

顾桃：没错，时代的变迁是不由人控制的，每一代人所面临的状况，肩负起的责任是不同的。雨果是个乐观的孩子，他呈现出的就是积极的一面、敢于面对的一面。但我知道，柳霞他们虽然悲伤，但也有盼望，柳霞现在已经戒酒了，维加也剃了头，他们内心里还是充满希望的。

这种情感冲突也是必然的，就像我最近在拍摄的片子《乌珠穆沁的萨满》。主人公是父子俩，他们家因为政府要修铁路、草场被征用，6年前从大草原迁到了城里，父亲是离不开草原的蒙古族萨满（萨满教对“能和神交流的人”的称呼），儿子却在为政府做着劝牧民搬家的工作，两个人的关系很尴尬。

这位大萨满其实是个很厉害的人，他经常能够梦见龙蛇虎豹，别人家在草原上丢了羊找不回来是常见的事儿，可是他们家的羊每次丢了都能找回来，他就有这个预感，朝什么地方去就能寻见。他原来并不知道自己是萨满，后来去了外蒙古找师傅，才知道自己是“大国师”的后代。这次是因为要找动物的毛，并且找的都是狮子老虎的毛，只能去动物园，所以我带他去了北京。这段旅行非常有意思，我都拍了下来，在草原上无所不能的萨满到了大城市，却被各种各样的现代化设施弄得不明方向，他在机场过安检时，真的是不知所措，特别有意思。

东方早报：这部片子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顾桃：大概明年应该能制作完成了，与此同时，我还要把《成吉思汗的守陵人》的后续部分完成，那个片子也是讲草原几代人的变迁的。

看《阿凡达》也会哭

东方早报：你曾调侃自己拍纪录片是误入歧途，现在你在这“歧途”上似乎越走越远，有没有想过自己仍旧欠缺什么？

顾桃：欠缺沉静感，我的态度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时间能够再游刃有余，片子中的架构可能会更好，这都是因为我通常会同时拍几部片子，但是一拍就是三四年，所以你会看到我同时出了两到三部。

这还是急躁了些。我其实很佩服徐童，他可以为了一部片子待在那儿四年，这是我做不到的。我在山上待上几个月，北京这边的事情又牵动着我必须离开，所以我应该让自己更沉静。

东方早报：艺术上粗糙是“跨戏”的坏处，有利的是可以在同一时间内抢救式地留下了更多的影像。

顾桃：没错，这个确实是很矛盾的事情，就好比草原上制作马头琴的老手工艺人、《神翳》里的萨满关扣尼，这些人随时都可能就去世了，等你有时间了想起来去拍，已经拍不到了。这也是纪录片常提到的不可预知性。

东方早报：其实像鄂温克族这样的北方少数民族经常被写进歌曲、影视剧，在艺术创作上常常呈现出蓝天白云的神秘美景，为什么在你的纪录片里却凸显了沉重甚至悲凉的味道？是你选择的角度问题？

顾桃：我其实非常不喜欢有些艺术家、歌唱家写出、唱出的那些蓝天啊、白云啊、美丽的草原啊，那并不是北方民族的本质，这些被过分渲染的表面的东西是脆弱的。

而你跟随这些族人生活过，你就会知道，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是一种大自然赋予的悲伤感，这种悲伤感是与自然紧密不可分的，也是与这个时代紧密不可分的，这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异常敏感，外人是体会不到的。

就像我看《阿凡达》，刚开始的半个多小时，我快要睡着了，可是当那一群人围着树母在祈祷时，我突然醒了，最后我竟然哭了，这就是我说的悲伤感，也就是敬畏心，但那不是无力的，是非常有力量的，我常说我的优势在与生俱来的孤独和悲伤感，所以我在我拍摄的对象上也能迅速地发现这一点，那种气息是相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