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审查 被告 被夹缝：中国导演拍《靖国神社》这十年

2011年09月26日 09:24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黄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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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看着父亲的脊梁长大的”

李缨的父亲李士非先生是很受到广东文化人敬重的前辈。在他身上，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骨气、耿直和勇敢。这一点，李缨认为对自己选择了现在的这条人生道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1979年，李士非执掌《花城》杂志时，展示了“改革者”的先锋精神，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华夏的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率先为“四五运动”平反。之后陆续发表了包括遇罗锦、张洁、高行健等一大批“异类文人”的作品，奠定了《花城》杂志在全国的先锋地位。李缨记得小时候，家里整天都有来自各地的文人跟父亲一起聊天，聊得情绪激动，自己就在旁边听。在那种文化氛围里成长的李缨，少年就开始写诗歌，就连大学的毕业论文也写的是诗。不过，李缨没想到自己现在换了一种方式写诗———在荧屏上写诗。李缨说：“母亲给予我的是慈悲，而父亲给予我的则是脊梁，我是从小看着父亲的脊梁长大的。”父亲李士非去世那年，李缨正好携《靖国神社》参加戛纳电影节，不能陪伴在父亲身边，李缨每每想到这个就觉得很内疚，不过，他相信，父亲在天国看到他今天所做出的成绩，一定会感到欣慰。“最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靖国神社》在国内公映，这是他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

羊城晚报：父亲作为经历过那场战争年代的人，他能理解你到日本学习、生活吗？

李缨：父亲那代人亲身经历过战争，可以说比任何人都会恨日本人。记得父亲说过，在日本侵华的时候因为拒绝学日语，曾经被日本老师强制吞食粉笔，可是，他后来却允许我到日本学习日语。还有，我母亲在战争中逃难，母亲的姐姐在逃日本兵的时候饿死了，他们都直接地受到过日本人的迫害，但是到后来他们却对我去日本留学一点没有反对。我父亲能相对理性地看待日本，他具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性和宽容，并没有太过肤浅地理解战争。父亲的作品也很多在写对战争的反思，他跟我去了日本之后写的日记、诗歌，有恨的情绪，同时也有理性的反思。比如说，父亲很尊敬一位日本作家本多胜一，他写了一本《南京之旅》，在日本引起很大的轰动，也因此一直受到日本右翼的威胁，出门都要带假发和墨镜的。有一次，我带父亲去看本多胜一，跟他聊“百人斩”事件，父亲很敬佩他，还说，如果有人用枪扫射本多胜一，他会毫不犹豫地帮他抵挡。我很佩服我的父亲，他的理性和宽容，他的一贯的对于挑战性的表达，对我有着巨大的影响。

羊城晚报：父亲支持你拍《靖国神社》吗？

李缨：那当然。当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到中央电视台当导演，5年后，我辞职到日本，从苦力活干起，学厨师和按摩。这在外人看来简直不可相信，但是父亲却一直对我没有不信任，他尊重我的选择。我觉得我遗传了父亲那种“愤青”的热血，也继承了他对先锋和挑战性的热爱。我印象中，我父亲一直在写检查，“文革”时写了很多，直到他当出版人的时候，还经常一边写检查一边勇敢地发些有挑战性的作品。所以，我拍《靖国神社》这部那么有挑战性的片子，父亲是很支持的。他曾经在写给我的电影公司的一首诗里写道———“说不定哪一天/它要叫靖国神社/大吃一惊”。这预言真的应验了。

羊城晚报：父亲喜欢这个片子吗？

李缨：喜欢啊。他对每个亲戚朋友推荐这片子，在他病重期间，还很关注片子能不能公映。我记得有一次我打电话告诉父亲，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站出来表态了，我把他的原话———“如果仅仅因为遭到故意骚扰或部分人的某些特别原因而停映，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告诉我父亲，父亲听了很高兴，接着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么胡锦涛书记怎么说？

羊城晚报：到现在，你一直还在做推动片子在中国公映的事情，觉得可能性大吗？

李缨：有可能的吧。不过，这本《神魂颠倒日本国》能先在国内出版，已经推进了一步了，国内读者先看这本书，再看《靖国神社》这部片，能更好地理解电影，思考日本。我希望能在国内公映，主要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媒体、知识分子来参与、讨论，能让更多的人站到这个舞台上来。思考日本，就是为了更好地看清中国。

羊城晚报：手头上还有正在拍摄的计划吗？

李缨：正着手拍的是一个中日邦交40周年献礼的电影，拟定名为《爱情炼金术》。一个日本男人在都市矿山里工作，每天的任务是将日常现代文明废弃的垃圾重新炼制出金子来，他与南京妻子的爱情有没有可能炼出金子来？这电影会在国内公映。

黄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