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审查 被告 被夹缝：中国导演拍《靖国神社》这十年

2011年09月26日 09:24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黄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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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那结果呢？

李缨：最终和解了。其实法官也很清楚，只不过由于我拍的是靖国神社，又由于我是中国人的身份，刺激和反响就更大了。我很明白，官司到最后已经不是个人的肖像权的问题，而是日本国家的肖像权———靖国神社的肖像权，以及国家名誉的问题了。

羊城晚报：网上传你曾经穿着日本军服混在靖国神社里边参拜？

李缨：说这种话太可恶了，简直莫名其妙。我怎么可能去行礼呢？这是一些网络暴民的造谣。在我拍摄其间，我的摄影师有一个舅舅是里边的一个英灵，他每次只是去行礼。作为普通日本人去行礼，这样能使我更理性地了解到作为普通日本人对靖国神社的情感。

“我并不是在为日本人辩解”

羊城晚报：不少人在网络上看了《靖国神社》之后，认为你是在为靖国神社辩护、为日本辩护。

李缨：我并不是为靖国神社辩解，而是通过不断地进入，试图用对方的语言和思维而不是通过翻译来理性表达靖国神社。我不断地试图超越各种局限性。令我感到很糟糕的是，中国人总是带着“愤青”的情绪来看日本，始终没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来真正认识日本。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是中国人一提到小日本，除了蔑视就是谩骂，有什么用吗？我拍这电影包括后来写这本《神魂颠倒日本国》，其实最终还是为了中国———认识日本就是重新认识中国。日本是中国最好的一面镜子。日本发展到当下，其国民性一直都与靖国神社相关联，大家都不了解靖国神社，怎么来谈了解日本？与其说我在为日本辩护，不如说我在寻找中日相处的方式。

羊城晚报：近年来，去不去参拜靖国神社是检验日本首相中日关系态度的一个晴雨表，你怎么看？

李缨：虽然靖国神社脱离了军队成为了独立的宗教法人机构，但是依然摆脱不了政府的干预。比如说，政府将英灵的名单交给靖国神社，包括那十四个甲级战犯。所谓的“政教分离”是不能做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背后的复杂性在就于天皇问题，天皇在战争中是最高的战神，而在和平时代又摇身一变变成了和平之神，同样一个人，只是身份换了而已，那么战争的责任到底要谁来负责？这一点日本民众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依然是一知半解，可以说还没有我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暧昧。我的这部片子里展示了这种暧昧，所以在宣传时被媒体称为“一个连日本人都不了解的靖国神社”。这片子给他们很大的冲击，从某种程度减弱了靖国神社在他们心目中的神圣性。

羊城晚报：这样日本人会不会恨你？

李缨：表面上，他们还是很友好来跟我和这部电影相处的，但也有很多人不愉快，包括很多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无法回避。一连串的起诉、官司，关于是不是“反日电影”的争论之音，多少年来弄得我很不舒服。但我很庆幸，在日本有三十多个律师自发地结团为我辩护。日本人其实很重视批判精神。日本人的“不满情绪”可以在各种渠道正常地表达出来，日本人懂得批评精神的重要性，就是因为有这种批评精神，我的这部片子才能得以在日本公映。

无法搬家的邻居

羊城晚报：你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如今又长期在北京东京两地穿梭，作为这种“夹缝人”，是否有不适应？

李缨：当然有，生活在日中的关系中，我时常感到很尴尬，但这尴尬也有好处，能磨练我，使我更理性地看待这两个国家。中日两国是无法搬家的邻居，必须找到一种相处的方式。

羊城晚报：你怎么看日本？

李缨：我觉得日本很强大。有这个强大的对手，自己才能强大起来。日本人在文化传统上认同中国的价值。比如说“和谐”观念，日本人从中国移植了过来，把“和谐”变成自己的民族价值观，日本原来叫“倭”，后来吸收了中国的“和”之后，甚至将国名更换为“大和民族”。在很多方面，我认为日本吸收传统的东西比我们当下的中国要多得多。日本人一直从中国这面镜子里吸收、借鉴，而中国人却一直停留在情绪化里。

羊城晚报：中国人该从日本的镜子里吸收、借鉴些什么？

李缨：中国人太要面子了，或者说面子太大了，能把镜子都挤破。我想，中国要做大国，首先要想想，你能为世界输出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而不光光只是输出商品。这些年来我觉得中国在膨胀，是很值得反思的。比如说日本的动车新干线，人家搞了那么多年都没有问题，中国的高铁就会容易出问题。是因为他们一直很强调“工匠精神”，就如我在片子里拍到的那位90多岁的铸刀匠，他把自己的精神全融到刀里。技术是要有精神性的，中国重视了技术却忽视了精神。另外，中国人对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认同跟日本很不一样。日本的学术和知识是独立的，而中国自从科举制度开始，知识就为权力所用，知识成为权力的附庸，精神的桎梏还很多。回过头来说，《靖国神社》这片子能在日本社会有那么大的争议，最终拯救和维护这电影的，就是媒体的力量，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媒介跟政治家提出另外一种声音，推进了这个事情。我注意到日圆上印的头像全是日本的知识分子，说明日本人将知识跟“钱途”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