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书与患自闭症儿子对话 城市中产其实不堪一击

2011年08月19日 15:26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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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有几种写法

喜禾去过很多地方。他坐地铁，去动物园，参加音乐会，去游泳池游泳，跟妈妈一起去机场接爸爸……每天下午跟爸爸下楼取报纸，是他的例行安排。爸爸在前，喜禾在后，喜禾身后跟着一条小狗，别的孩子聚在一起玩闹的时候，父子一行像遗世独立的人从楼群中走过。喜禾爱抠地上的小广告，爸爸蹲在一边陪着，路人用奇怪的眼神询问，爸爸上来护驾：“我的电话号码给写在上头了。”

如果喜禾是健康的孩子。蔡春猪有很多远大的目标：儿子绝不上重点小学，不报兴趣班，但他要学会幽默，会做匠活——说不准哪天去女友家这门手艺用得着，修个桌子腿，在老丈人那里得分会不少；他应该热爱小动物，这样他不必等自己长大变老就能体会生老病死的奥秘；七八岁的时候，他应该可以独自出门远行，北京、湖南爷爷家，东北姥姥家没他不敢去的地方……可确诊为自闭症后，喜禾原本可以很大的世界变得很小很小，许多扇门都在他面前砰地关闭，其中就包括幼儿园。

公立幼儿园面试这关就过不了，铁面无私，没留半点缝隙。父母为喜禾找了一家很小的私立幼儿园。上了两天学，老师小心翼翼地建议：最好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第二天，喜禾没上学，父母也像逃学的孩子。第三天，父母老实向老师承认：喜禾有自闭症，完全没有想到老师会说：“既然喜禾是个特殊的孩子，以后我们要给他更多关爱。”那是喜禾被确诊后，蔡春猪夫妇从社会里领受到的第一丝暖意。

尽管在幼儿园、在家，喜禾都是独行侠，他喜欢长时间凝视空气中的微尘，但他也经常以自己的方式给人惊喜。他能准确说出电话键盘上的每一个数字；去动物园玩的时候，他出其不意地主动喊出了“开心”。

爸爸在喜禾的小手腕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忍”字。蔡春猪不想告诉喜禾关于坚忍的沉重道理，他只想跟儿子开一个县城古惑仔的玩笑。蔡春猪自诩为“县城青年”，留长指甲、在胳膊上写“忍”字，是他十几岁时县城青年的时髦。在那个年纪，蔡春猪获得最初的文学启蒙，渠道有两个：几本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小说——那几乎是县城图书馆里文学藏书的全部；除第一期外，1987年全年的《人民文学》——书是附近电视大学搬家的时候，蔡春猪去捡垃圾捡来的，他看过很多遍，至今记得刘震云的第一篇小说就在其中发表。

蔡春猪也曾幻想过，如果喜禾不是生在北京，而是在家乡，那确诊的路将会更加曲折：孩子两岁，做妈妈的发现有些不妙；到了三岁，更不对劲，去县城医院，胡乱开了点药，根本不管用，爷爷奶奶开始找仙姑；结果更严重，耽搁半年去省城，省城没有把握是不是自闭症，把家长支到北京，在北京东转西转，最后找到最权威的北大六院……六岁之前的黄金治疗期已经被耽误得所剩无几。

但即使现在身在北京，病也没得可治，只不过能更早领到判决书。

喜禾的妈妈已经辞职了，蔡春猪现在是五口之家惟一的经济支柱，现在他自己能挣钱，出书也是为了赚点小钱，给喜禾换点治疗费，给家庭换点生活费。他暂时还不需要向政府伸手——他有自己的自尊，如果能自救，绝不会向别人伸手——“但政府该做的事情实在是没有做。”比如：凭什么公立学校不收自闭症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