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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聊斋志异》灵感来源 爱情多与青楼女子有关

2011年07月10日 09:21
来源:新华网 作者:韩田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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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说

张文成《游仙窟》

此书采用自叙体的形式,描写作者奉使河源,夜宿大宅,大宅即神仙窟,与两女子调笑戏谑,宴饮歌舞,无所不至。把唐初文人放荡、轻佻的狎妓生活,第一次写入传奇小说。以四六骈文的形式进行创作,与变文韵散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写得生动活泼,文辞华艳浅俗,有人称之为“新体小说”。

沈既济《任氏传》

约作于建中二年。任氏是狐精所化的美女,与郑六相好同居。后为郑六的亲戚、豪富子弟韦崟发现,欲强行非礼,但被任氏忠于郑六的情操感动而作罢。此后,韦崟常接济任氏,任氏也几次为韦觅狐女。任氏还施术帮助郑六致富,后郑六调外地任官职,要求任氏随他赴官。任氏预卜此去有祸,但在郑六的坚持之下,终于答应同去。结果在马嵬被猎犬咬死,为忠于爱情而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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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女鬼美得令人哀伤

在中国文学史上,清朝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朝代。一般说来,一个朝代的文学如同一年的四季,有春的孕育,有夏的热烈,有秋的感伤,有冬的凋零。但清代文学不同,它的春天和夏天短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到,一转眼,秋天就已经来临。清朝几乎所有伟大作品都在前中期收获,与此相伴的,则是弥漫其中的、与一个新生不久的王朝似乎不相称的感伤气息。这种气息,我们在《桃花扇》、在《长生殿》中可以感受到,在“纳兰词”、在“神韵说”中可以感受到,在《聊斋志异》中同样可以感受到。

清代前中期的感伤主义思潮也对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实生活中美好事物的脆弱易折,高压统治下无所适从的茫然凄惶,都使得具有感伤气质的纤弱女子成了凝聚时代审美理想的典型。蒲松龄在这样具有末世情调的女子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最高审美,固然是个人眼光,但却寄予着时代的审美理想。

《聊斋志异》中,那些与人间书生相爱的女鬼大多非常美丽,但她们的美丽,多是黛玉那种柔弱而令人哀伤的美,她们缠绵悱恻,罕有健康的活力与激情。如《莲香》中的鬼女李氏,“质弱单寒”,“风流秀曼,行步之间,若往若还”;《连琐》中的连琐,“瘦怯凝寒,若不胜衣”;《伍秋月》中,虽然没有具体描述伍秋月的容貌,但从她“十步之外,须人而行,不则随风摇曳,屡欲倾侧。见者以为身有此病,转更增媚”来看,她必然也是娇弱柔媚,而非体格丰硕、肤色红润的女子。

蒲松龄创作的带有青楼色彩的狐鬼故事,有着鲜明的感伤特征。尽管有天真的欢笑,有两性相悦的美好,但这一切的背后,总有一种难以掩去的悲伤。这里当然有对于青春和生命力失去的悲伤和叹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少女的面庞更能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气息与生命的美好了,再没有什么事情比看到这人间花朵的凋谢更让人伤感的了。

《聊斋》文字用以排遣孤独

美好的东西常常让人不知不觉地心痛,因为它们呼唤起的常常是好花不长开的无奈,这里也有蒲松龄生活的鲜明印记。蒲松龄不是一掷千金的豪客,无力追欢买笑,狎妓饮酒只是偶尔为之。在平时更多的时间中,他只能靠回忆和写作排遣孤独。在漫长的寂寞中回忆这不多见的几许浪漫,遂使这浪漫也沾染了几许寂寞的韵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所赋予青楼的重大意义。已经有许多人指出,臣子与君王之间、青楼女子与嫖客之间,有着一种深刻的文化同构。在君主面前,臣子没有丝毫的权利,他只能等待君主的垂

青而没有选择的自由。同样,在嫖客面前,青楼女子没有任何尊严,纵然她如花似玉,纵然她费尽心机,也不过是给自己增加一点被选择的条件罢了。 对这些青楼女子们的同情,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命运的同情,对她们的怜惜实际上就是自己的顾影自怜。文化是水,人是在这水里游动的鱼。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往往感受不到这种文化的存在,就像水中的鱼感受不到水的存在。在不知不觉当中,他的行动与思想就被这种文化所同化,而他的行动与思想又反过来使得这种文化更加浓厚,向着它早已被规定的品格日益发展,日趋极端。中国士子与青楼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所以,到了蒲松龄的时代,中国的青楼文化竟然呈现出了一种与它的初衷相距甚远的奇怪面貌。

说到底,人是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社会现象深受特定文化背景的影响。这就使得每一种现象除了是这种现象本身,总还是点别的什么。 (韩田鹿)

[责任编辑:马靖雯] 标签:青楼女子 聊斋志异 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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