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谋生排在了第一位，怎么可能出思想家呢？丁果：我们再来谈一下贵族精神。如果在春秋战国时期，君王们有这样一种贵族精神，我们在西方历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贵族精神。即使到了现在，在英美国家包括在加拿大，如果这个政客是纯然政客的话，大家还是看不起的。但如果政治人物被誉为“有点贵族气”，人家对他的尊敬会有所提升。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失落的？易中天：贵族精神是一点一点失落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硬要从逻辑上画一条线，那就是秦汉前后，也就是邦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政治区别。邦国时代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帝国时代的政治是官僚政治。区别在于贵族是世袭的，官僚是任命的，贵族时代的国家制度是封建制，官僚时代的国家制度是郡县制。秦汉以后，严格意义上说无贵族了，但贵族精神是有延续性的，没有了贵族不等于说就没了贵族精神，贵族精神就保留在“士”的身上。

士是天子、诸侯、大夫、士中最下的一等贵族，而且都是世袭的。天子、诸侯、大夫三级贵族的共同特点是有领地，他们是领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不动产。唯独第四等的贵族是没不动产的，只有精神了，这精神就表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朝秦暮楚”，表现在他们蔑视权贵。孟子有句话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要游说一个诸侯，你先要不把他放在眼里。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你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公司求职还敢蔑视老板，你敢吗？丁果：那就出现了一个直接的问题，如果在邦国时代，贵族精神的形成或者说“士”的形成，是依赖世袭制的，这种世袭在今天社会的氛围里面是很难了，尤其是在中国的土壤里。是不是帝国制度本身，就是扼杀“士”的贵族精神的罪魁祸首？其次，在今天的时代，也就是在大一统的时代，这种“士”的贵族精神有没有可能恢复？

易中天：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帝国是不是扼杀士的贵族精神的罪魁祸首？我同意。是的。首先就是因为在帝国时代，世袭制改为任命制，贵族没有铁饭碗了。要知道在春秋的时候，“士”没有世袭的领地，但有世袭的职务，叫“世职”。有世职的就有世田，即没有领地但有土地，可以吃固定的税赋，在经济上衣食无忧。衣食无忧就可以思考问题，他不用谋生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退一万步，即便没有世职、世田的这些“士”，他变成“毛”了，他还有很多的“皮”（各国君主）可以依附，他有自由选择，而且“皮”还不敢怠慢他。那么他也可以有自由的思想。丁果：到帝国时代以后，这个条件都不存在了。易中天：不存在了。到科举制度以后，做官成了一个谋生手段、职业了，这个就很槽糕。如果谋生排在了第一位，思想和学问沦为敲门砖，那怎么可能出思想家呢？丁果：为五斗米折腰，所以假思想、假道学、假学问就盛行了。易中天：回答第二个问题，战国时期，虽然“毛”并不太多，但皮有很多。而且“皮”要来抢这个“毛”。到了帝国时代，“皮”只有一张，“毛”很多，有的是“毛”来依附我，我为什么要对你客客气气呢！所以帝国时代对士人、读书人的态度越来越坏。

秦汉、哪怕到三国的时候，还能够礼贤下士，东汉末年可能是最后的好时光，才有《三国演义》写出来被所有人津津乐道的“三顾茅庐”，那种遗风到科举制度以后就没了。所有的读书人都不再有独立人格。你是我的考生，你乖乖来考试，考不上你就没有了。

结果是什么呢！是宋代以前的宰相上朝时是可以坐下来的，在秦汉叫“三公坐而论道”。宋以后是站着了。到了明代朱元璋这一朝，是脱了裤子出去打屁股的，可谓斯文扫地了。

知识分子最好能争取经济独立丁果：我们今天不是帝国，但谁也不否认我们是大一统的国家，我们也不再期待中国分成六七块，变成邦国，来重现春秋这个时代的机制氛围，重现百家学说争鸣。那么，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那一段历史的辉煌在今天有没有重现的可能性？如果要重现，条件在哪里？那个条件是否在于现代的“士大夫”，即知识分子本身？

我在日本和加拿大生活多年，他们有知识分子独立生存的空间。比如日本的东京大学，是一个相当独立的学术机构，校园变成了一个统一帝国中相对独立的“小邦国”，知识分子可以不看政府的脸色，但拿着高薪，因为他是通过学术机制来拿高薪的，而政府也容忍其存在。易中天：从逻辑上讲，帝国时代和邦国时代的共同特点是政权天授、君权天授（因为中国没有上帝，因而不是神授，是天授）。而民国、共和国，至少在理论上讲是民授，纳税人说了算。我们现在必须反复强调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的。

有了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可以做到第二步，就是学术机构的完全自治。贺卫方先生有个观点，就是大学应该是“学者共和国”，这是对的，大学就应该是自治的共和国。西方比如美国，好大学是私立大学，政府本来就没资格管，也没钱管。西方捐资办学的机构也都有一个很好的共识，就是我是出钱的，事我是不能管的，董事会任命的校长，学校怎么治，让校长去治，学生或教师不满意可以弹劾罢免校长，中国还没有这套机制。中国教育当局提出大学去行政化，如果真能实现的话，应该说还有一线希望。国家要建立这么一个观念：给这个学校行政拨款，拨教育经费，这是纳税人的要求，纳税人要求钱这么花。

第二条就是，政府拨的钱要交给大学自己去用，不能再管。

第三条就是，对每个知识分子而言，最重要的是自己保持独立。知识分子应该建立一个观念：我在大学里面领一份工资，或我在研究所里领一份工资，不是谁的恩赐，是我的劳动所得。这个钱不是当局给我的，是纳税人给的。中国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这个观念。丁果：中国连顶尖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个观念，我们要提倡这个观念，权为民所赋，知识分子的独立基础，正在于此，纳税人的概念，在西方是最普遍的常识。回到帝国时代，统治者没有需要了，自然就冷落了“士大夫”。

易中天：岂止是冷落，是要割小弟弟的，司马迁的小弟弟不就被割掉了。自从汉武帝割了司马迁的小弟弟之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小弟弟也就被割掉了。丁果：小弟弟割掉后，也就割掉了秉笔直书历史的优秀传统。你在讲诸子百家时，谈到法家是讲制度的，如果大家在观念上认同学术机构要为纳税人负责，那么在机制上，党委是不是应该在大学撤除？易中天：不在于撤不撤除党委，在于党委在大学干什么。他干他该干的事情，不撤也可以，比如他干党建啊，发展党员啊，过组织生活啊，都很应该。丁果：就是不应该干预学术的权力？易中天：当然不应该干预学术，哪怕党委书记是学者，那他参加学术活动的时候，他的身份也只是学者，不能是书记。他在学术共同体里也只有一票，平等的一票。丁果：把话题回到诸子百家，在当年的学术争鸣中，个人和体制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平衡？易中天：我知道你更想从制度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制度问题，老实说我无能为力。我更多的想谈个人。刚才讲，我领这个工资，或者我拿这个课题，这不是谁的恩赐，这是我的劳动所得，我理直气壮地拿。如果硬要感谢，我感谢纳税人，我对纳税人负责，我不对直接给我钱的机构负责。你能不能建立这个观念？作为个人，能不能守住一个底线？就是绝不奉承、绝不说违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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