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今冬第一场大雪降落北京的前两天，京城迎来近2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他们或专注于文学与考据研究，或以出土文献和历史为专业，此行有一个共同目的——参加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年近九旬的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鲁惟一(Michael Loewe)、年过八十的德国图宾根大学荣休教授孔汉思(HansKüng)——两位享誉世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顶级学者，第一次相聚中国。

10月27日下午，鲁惟一风尘仆仆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他是所有海外学者中第一个抵京的。傍晚，当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教授告诉他，此次来京的有一个叫孔汉思的“大腕”时，鲁惟一笑着说，“我知道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孔汉思，比这个来头大得多。”当他发现，此孔汉思即彼孔汉思时，竟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翌日，作为第二位抵京的海外学者，孔汉思听说鲁惟一将出席大会时，同样难抑兴奋之情。

在为期3天的汉学大会上，由于研究领域迥异，除第一天主题发言外，两人在分论坛上没有交集，惟有当他们目光偶尔交汇时，两人才有淡然一笑。

闻听过对方大名，对彼此建树默默关注，却少有往来——就像来京前的那几十年一样，殊途同归的两位学者无意打破这一状态。一如两个身处“化境”的武林高手，似乎心照不宣地维系着一种真英雄间相处的最高境界——“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鲁惟一

从破译日文密码到钟情汉学机缘巧合改变人生轨迹

“不不，我不要咖啡，我喝中国茶。”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西侧的咖啡馆里，坐在我对面的鲁惟一说道。在将近40分钟的独家专访中，惟一老人时不时地品呷一口香茗。这位《剑桥中国古代史》主编、西欧第一流的简牍研究专家，第五次来到中国，而就在20多天前，他甚至都没把握一定能来北京。11月2日，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结束后第二天，是鲁惟一87岁的生日。医生本不允许年事已高的他出远门，但鲁惟一非常强烈地希望来中国。做完身体检查后，直到10月10日，他才得到医生确切的认可。所以，虽是第一个来到北京，但他却也是所有海外学者中，最后一个确认参会的。

出生于1922年的鲁惟一，1945年才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年轻时的他，在位于英国剑桥、迄今已有近400年历史的波西学校(thePerse School)求学，后进入牛津大学的马格达伦学院(Magdalen College,Oxford)学习。若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年轻人也许会继续待在牛津，每天徜徉于美丽的查威尔河畔，直到完成学业。“当时，因为战争需要，英国政府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同时开设一系列课程，训练其破译日本军方密码的能力。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吧，我成了其中一员。”鲁惟一告诉我，当时英国国内几乎无人懂日本文字，他们这批大学生的任务就变得异常艰巨……但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时的机缘巧合，居然在未来半个世纪里，彻底改变了鲁惟一的人生轨迹，也成就了一位西方汉学大家。

“战事趋于缓和后，我发现自己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当我了解到一海之隔的中国文化才是日本的‘老师’时，我把目光投向了汉学。”鲁惟一对我说，即便是现在，在欧美一提起汉学——这一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在学术圈里立马会想到是门很偏的“古典学术”；而在近70年前的1940年代，汉学连“非主流学术”这样的提法都够不上。但凭着一股热情与好奇心，鲁惟一开始钻研起中国古代历史，并对古代汉语产生兴趣，“那时的我，对中国、对北京产生了无限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