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吸收”与争议中前行

《环球》:我知道，解放后商务印书馆也一直在出版这方面的译著。从1958年到“文革”前，在陈翰伯先生的主持下商务翻译了500多种外国名著，当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王涛:首先是批判的吸收和借鉴。当时做的翻译工作，有一些是作为内部参考用的。1958年商务开始做规划，要做500种书，并且陆续开始出选题。这个出版过程到“文化大革命”都没有中断，有的是作为出版物，有的是作为白皮书。之所以能一直做下来，跟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是分不开的。

1958年9月10日，商务就出版过《论出版自由》，这是弥尔顿的经典著作，在那个时候能够出版这本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环球》:1982年你们重新推出了第一批50种汉译名著，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呢？

王涛:当时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商务印书馆再次担起了文化的重担。这个选题在当时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目的就是为了从思想上支持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应该说有两个支持系统，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再者还需要用人类文明中的其他先进思想来支持。出这套书也是为了影响和帮助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进一步的认知感和认同感。

三中全会主要的脉络就是从落后走向先进，从愚昧走向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要确立和强化这些思想，需要有人类的先进理念支持。如果不读《论法的精神》，怎么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为何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如果不读《社会契约论》，怎么能够深刻理解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如果不读《国富论》，怎么能够理解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

1984年，中央有关同志曾向邓小平就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作过汇报，小平同志在听取汇报时作了一个重要的指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世界各国有定评的学术著作全部翻译出版。”

当时无论中央领导、学界还是读者对这套书都非常的关注。第一辑论证的时候，参与的都是中国各个学科最著名的专家:朱光潜先生翻译了《美学》，贺麟先生翻译了《小逻辑》，潘汉典先生翻译了《君主论》……大家把它当作一个共同的事业来参与，因为国家在日渐昌盛的过程中需要有一种文化支持与积淀。

我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过，我的领导曾参加过一次“丛书”的选题论证会，当他走进大厅以后看见的全是他敬仰的学术泰斗，如陈岱孙、冯友兰、费孝通、季羡林等等。他说，当时中央部委要召开一个会议都请不齐这些人，但是一套丛书就把他们全部召集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