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其实唐僧取经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僧人玄奘为求佛经真义，不顾禁令，偷越国境，去天竺（今印度）取经，历时十七年，行程5万余公里，途经数十国，备受艰难困苦，取得大小乘佛教经律论657部，堪称历史伟人。梁启超称他为“佛学第一人”，鲁迅赞扬他为“民族的脊梁”。

后来，其弟子辩机根据其口述西行见闻，整理成《大唐西域记》，记叙了取经途中的艰难困苦和异域风情。稍后，另两位弟子慧立、颜棕又写成《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描述了山河险阻、气候严酷、野兽威胁、强人袭击，以及种种奇特的异国风貌和自然现象。由于取经事件本身就极富传奇色彩，加上佛门弟子的着意渲染，所以唐代时取经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流传。现存敦煌榆林窟的玄奘取经壁画，约作于北宋时期，画中已出现有持棒的猴行者。

元明之际，又有了一部《西游记评话》，故事内容已远离了历史上的取经事件，不仅孙悟空取代唐僧成了男一号，沙和尚、猪八戒也纷纷加入了取经队伍。

正是在这些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文人和艺人创作的丰厚基础上，吴承恩以其生花妙笔，再创作而成《西游记》。这本书不再像先前的故事那样，先叙取经的原由，在猴行者加入取经行列之时，仅仅对其来历做一番情节性的交代，而是把孙悟空摆在了小说的开头部分，用了七回的篇幅，详细地写了他的出身和取经前的作为。特别是在第一回中便给孙悟空赋予了一个“美猴王”的爱称，不久又把他封作“齐天大圣”。自此以后，大圣长，大圣短，一直使用到书终的第一百回。像这样一往情深的描写为前人所未有，这不能不给我们形成这样一个看法:孙行者取代唐僧成为头号男主角，是作者最钟爱的人物，而且小说内在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历史上的唐僧那种永不向环境低头的性格，在《西游记》中，已不能发现了。唐僧所保留的，只是对财色诱惑的坚决抵拒，不忍杀生的仁慈之心，对种种磨难的逆来顺受，同时更多的表现是怯懦、妄信谗言和不明是非。全书中提到唐僧“纷纷落泪”不知有多少，七十六回写猪八戒报错消息，说悟空被妖怪吃了，唐僧更是睡在地下打滚痛哭，可以说是尽显窝囊本色。

胡适在其《西游记考证》中，曾指出:“《西游记》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一个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把那神仙'人化过了'”。鲁迅当时也同意这一论断，他说:“这种诙谐的里面含有一种尖刻的玩世主义，《西游记》的文学价值正在这里。”吴承恩正是从“玩世不恭”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把神话世界与现实世界有机地融为一体，去掉他们头上“神圣”、“庄严”的光圈，将神佛从天上拉向了人间，还给他们世俗人的性情、品格，给他们涂上一层人间现实生活的色彩，写他们像世间人一样的俗气，一样的计较得失，甚至庸俗卑劣。使人们对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更厌恶人间的丑恶和虚伪，对现存的秩序产生怀疑，这就是《西游记》的思想内蕴之所在。《西游记》中布局了两大神统和一个妖系:两大神统之一，是以玉皇大帝为中心，一个高下尊卑等级森严的系统，实际上就是反映明王朝现实背景的政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统治者高高在上，过着特权优裕的生活，其身份地位是终身制和世袭制，与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强盗的儿子还是强盗的逻辑相类似。两大神统之二，是以释迦牟尼如来为中心的西方佛教系统，其政治制度则相对比较宽松些。

西游记设计的散妖系列，是对当时社会自由人系列的反映，其中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有的是犯了一点小错就被贬到下界，如天蓬元帅、卷帘大将，有的是擅自离岗走下凡尘的，如老君青牛和月宫玉兔等；二类是基本群众和良民型的，如孙悟空、花果山上的各洞妖王、荆棘岭上的四棵老松精等；三类纯粹是社会上的坏人，如白骨精、蜘蛛精、琵琶精之类，这部分坏人最终都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下被无情地消灭了。这一系列的设计，体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反映了吴承恩善恶分明循环报应的观念。《西游记》中，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镇服不了孙悟空，就搞阴谋，请来了西天如来，与外国势力勾结共同镇压这场革命斗争。所谓的西方净土也极为不净，佛经也不是白传。取经人到了如来佛的雷音寺里，就遇到了索取人事的麻烦。唐僧师徒远道跋涉没有准备，得到的是数卷“并无半点字迹”的白纸。如来佛竟还公然替他们开脱，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还说从前曾为人诵经，保他全家平安，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是“忒卖贱了”。原来在佛徒们所向往的极乐世界里，跋涉万里的取经事业竟变成了这样一幕世俗的闹剧。道教祖师太上老君，心狠手辣，为报私仇竟要把孙悟空投入八卦炉中活活烧死；地府中的十代冥王，欺软怕硬，当面慑于孙悟空的威力，唯唯诺诺，背后则奏闻上天，要玉帝捉拿严加惩处；阴司也循私情，收贿赂，靠私人关系偷改生死薄；西游路上的国王也大多沉溺酒色，或迷信妖魔，使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比丘国国王竟然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孩的心肝作药，以求延年益寿；佛门僧侣为谋取唐僧的袈裟，竟然图财害命；至于那些妖魔鬼怪，更是千方百计阻挠唐僧去西天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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