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里没几个作家”

每次写完一部作品，阿来都喜欢自驾车出去旅行。这次，出版方找了很多读者和媒体跟阿来一块走藏区，这让他感到“有点表演的感觉。”。之前，他曾在杂志社任社长，今年2月又出任四川省作协主席，“一大帮子人跟我后面走，从内心觉得挺没意思”。

南都周刊：作协似乎成了一个体制的象征，谁退出作协，就是个人自由的坚持，金庸进入作协，形象似乎就受损。为什么会是这样？你作为四川省作协主席，觉得这种形象有没有可能改变？

阿来：不可能的。这个不可能。作家协会不是自己成立的东西，它是官方的一个机构，这是跟中国的整个体制联系在一起，它只不过是中国众多的官方机构中最不重要的一个而已。所以作家协会中没有几个作家，甚至大部分都不是作家，有着大量的党政干部。

有些人真的是想作协改好，我可能也是其中之一，但在目前这个情况下，马上很好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体制问题。它虽然是官方机构，但没有官方机构法定的权力，说说它也没有什么危险。有些人总拿作协说事，在社会上博得很多喝彩，能得到很多好处，这个好处已经被很多嗅觉灵敏的人发现了。又没有风险，又有好处的事情，谁不干呢？

南都周刊：你还是挺敢说话的。

阿来：这有什么不敢说的，这都是事实。对吧？中国改革，我们总觉得体制性改革慢了。比如说哪天，我也可能退出作协，我就悄悄地不去了，不会在媒体上炒。

南都周刊：但媒体也会追着你问的。

阿来：那我也可以不回答。这些都很正常。就跟我们离婚了，我们跟朋友疏远了，一样的。作协就是官办的群团组织，当个作协会员也没什么好处，就是吃吃饭，开开会，退出了也没有什么损失，少开几次会而已。

我在文坛上可说是特立独行的，不属于哪个派，没有哪个前辈是我的老师。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南都周刊：这个时代，对中国作家来说不是好的时代？

阿来：我们对小说给予了太高的期待。不仅是作者对自己有期望，我们的读者也有期望，媒体也期望，出版社更期望，因为已经变成产业链的一部分了。但我们刚进入市场经济刚开始，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很迷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处理方式是，我们不知道新的是什么样子，就只能在旧的样子里做的更好了。

文化是周期性的东西，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会着急，但历史上文学出现百年的空白，很正常。

南都周刊：你对很多事都不是很乐观。

阿来：对今天这个世界有什么乐观的？对人有什么好乐观的？而文学相对于人类的命运来说，更是个小问题。

《格萨尔王》阿来著/重庆出版社2009年8月版/28.00

南都周刊记者·张守刚北京报道摄影·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