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圈里的“野生动物”

从长期禁锢、压抑下解放出来的人们，表达欲望肯定是十分强烈的。“文革”后最早的一批自由撰稿人，就这样深深地带着时代的烙印，并从开始就带着文化圈里“野生动物”的性格特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社会多元化、文化多样化渐成气候。各种自由职业应运而生，自由撰稿人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但在强大而顽固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之下，自由撰稿人仍然承受着许多压力。与这种文化背景的抗争、与“体制内……同行”的竞争，是自由撰稿人必须经受的考验和历练。

以下是某网站采访自由撰稿人伊夫时的对谈——

问: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你觉得这个“自由”主要表现在哪一方面？

答:脱离了单位固然是自由，但那是人身的，更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由、写作的自由。

问:我发现您有时把自己称为“独立撰稿人”，你是不是在强调自己写作意志的自由？

答:独立与自由对我来说同样重要。

其实，在刚开始做自由撰稿人时，我也徘徊、犹豫和寻觅过。总幻想再找一个国营单位，有着固定的铁饭碗。但如果是“铁饭碗”，势必不是我喜欢的工作；而我喜欢的铁饭碗工作，我却又没有资格（学历）取得。为了“铁饭碗”而继续回到浪费光阴的旧日，还是索性放弃“铁饭碗”只求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我知道这是命运的又一关头，如果选择失误，意味着我的后半生将在蹉跎、失意和懊恼中煎熬。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自由的身份，这是我心灵呼唤自由的结果。

问:您后来还是加盟了北京一家报纸，但因为一场官司，以不愉快地退出为结局。通过这次经历，您觉得做在编的记者和做“自由”的记者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答:简单地说，就是自由。首先是写作的自由。在报社我得服从命令采写被安排的对象。而做“自由撰稿人”则写我感兴趣的人物或事件。

还有时间支配上的自由。比如在报社的时候，我已经使用电脑打字和传真机发送了。如果写完稿件，根本不用再跑到报社交稿，只消轻轻一按传真机绿色的按钮。这样除了开每周例会，处理信件、稿件和商讨选题外，我来报社的概率就很低了。另外，因为我的高产与活跃，与外界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频频应邀开会、赴宴、“坐坐”……自然在所难免，当然还要经常到外地。

虽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在完成本职任务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所有差旅费用没有找报社报销一分钱，但仍不能得到同事和领导的理解。总有一两个人对我继续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文章恨之入骨，他们把时间、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每月义务替我统计稿酬收入和频频地向总编告状上。

一年后，换来新总编。新领导不喜欢我行我素的人，更喜欢下班后陪他下棋或请他喝酒的下属。后来因为我的一篇批评报道惹了官司，他吓破了胆，急忙去向对方赔礼，并且居然让我一起去！这种态度深深刺伤了我。勉强维系了两年，我与报社从此也不欢而散，再次恢复了自由身。

问:如果现在有一家你比较欣赏的媒体邀你加盟，你还会去吗，为什么？

答:不去。可以供稿，不必加盟，不必结婚可以同居。

因为由那次“在编记者”的经历我总结出一点:自由撰稿人就像新闻圈里的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不适宜圈养，难以忍受别人的掣肘。

我喜欢把自己比喻成野生动物，既然渴望自由奔跑，就要放弃人工饲养的一切待遇。想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里生存，仅有不断觅食的勤勉远远不够，还必须具有顽强的攻击、自卫能力。否则，就只能战战兢兢地处于动物世界的边缘，即便如此也难逃脱被无情吞噬的命运。

自由撰稿人还要忍受寂寞，这也和“野生动物”相似。某写手感慨:

写手是要耐得住寂寞的。我有一次为了赶稿子，三天之间只睡了七个小时，就这么日夜不分地呆在自己7平方米的房间中拼命。

写字本身是一件非常枯燥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心太浮躁，总是想着窗外的歌舞升平，心还能静下来吗？我们这样的写手，会被经常退稿。退稿然后再投，在寂寞中，依然保持自己的自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就算机会来敲你的门，你也会错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