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的历史

认真分析一下中国的历代文人，比如，朝廷里的史官，专门以记录和整理皇帝的生活起居为职业，他们当然不是自由撰稿人。即使司马迁受了宫刑，但由于他始终作为皇家史官专事写作，所以，司马迁不能算作自由撰稿人。另外，皇帝作家或诗人，比如曹操、乾隆等；身居高位且写作与职位有直接关系的作家或诗人，比如，柳宗元、王安石、纪晓岚等，也不能算作自由撰稿人。至于像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古代伟大诗人，都应属于自由撰稿人之列。他们的创作多是在被革职、被流放之后，当他们更深切地了解和体会到最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和心声后，对现存的不合理的制度提出疑问，乃至批判，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自由撰稿人。

20世纪初，西风东渐，在上海等大商埠，现代新闻业和出版业已经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一批以自由撰稿为生的文化人。其中从事通俗小说写作者们，开了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河。而以宣传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开展启蒙为主旨者，则成为以精英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驱。

从新文化运动，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文化舞台上自由撰稿人一直十分活跃。许多大文豪、大学者和著名报人都充当过自由撰稿人这种社会角色。从鲁迅起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时民间的书局、报馆可以独立合法存在，文化人只要愿意，并有一定资金，就可以创办各种形式的报纸、杂志、通讯社。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虽有严酷的限制，查封报刊也是常有的事，但毕竟从制度上和法理上没有否定私人的出版权利。

民间报刊存在的合法性，不但使得一般的自由撰稿人拥有了生存与生活的空间，就是一些职业革命家，也可以靠自由撰稿维持日常生活。夏衍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差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生。”以至他担任上海市军管会领导成员后，被问及每月从组织上领多少小米，竟无法回答。

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所有文化人都被编入单位，成为报社的记者，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和剧团的编导，国家办的各种研究院所的学者，文联、作协的专业作家，各类院校的教师等等。虽然职业的名称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于单位的人身依附性。工资从单位领，住房靠单位分，职称靠单位评，职务靠单位提，看病靠单位报，出差需单位批……总而言之，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命脉掌握在单位领导的手里，人首先是单位的一员，然后才是他自身。只有主动放弃工资的巴金、主动放弃单位的傅雷等极个别的文化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单位人”的例外，自由撰稿人这一社会角色在中国内地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