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文化圈里的“野生动物”
2009年07月27日 11:31 书摘 】 【打印共有评论0

自由撰稿人的历史

认真分析一下中国的历代文人,比如,朝廷里的史官,专门以记录和整理皇帝的生活起居为职业,他们当然不是自由撰稿人。即使司马迁受了宫刑,但由于他始终作为皇家史官专事写作,所以,司马迁不能算作自由撰稿人。另外,皇帝作家或诗人,比如曹操、乾隆等;身居高位且写作与职位有直接关系的作家或诗人,比如,柳宗元、王安石、纪晓岚等,也不能算作自由撰稿人。至于像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古代伟大诗人,都应属于自由撰稿人之列。他们的创作多是在被革职、被流放之后,当他们更深切地了解和体会到最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和心声后,对现存的不合理的制度提出疑问,乃至批判,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自由撰稿人。

20世纪初,西风东渐,在上海等大商埠,现代新闻业和出版业已经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一批以自由撰稿为生的文化人。其中从事通俗小说写作者们,开了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河。而以宣传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开展启蒙为主旨者,则成为以精英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驱。

从新文化运动,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文化舞台上自由撰稿人一直十分活跃。许多大文豪、大学者和著名报人都充当过自由撰稿人这种社会角色。从鲁迅起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时民间的书局、报馆可以独立合法存在,文化人只要愿意,并有一定资金,就可以创办各种形式的报纸、杂志、通讯社。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虽有严酷的限制,查封报刊也是常有的事,但毕竟从制度上和法理上没有否定私人的出版权利。

民间报刊存在的合法性,不但使得一般的自由撰稿人拥有了生存与生活的空间,就是一些职业革命家,也可以靠自由撰稿维持日常生活。夏衍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差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生。”以至他担任上海市军管会领导成员后,被问及每月从组织上领多少小米,竟无法回答。

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所有文化人都被编入单位,成为报社的记者,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和剧团的编导,国家办的各种研究院所的学者,文联、作协的专业作家,各类院校的教师等等。虽然职业的名称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于单位的人身依附性。工资从单位领,住房靠单位分,职称靠单位评,职务靠单位提,看病靠单位报,出差需单位批……总而言之,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命脉掌握在单位领导的手里,人首先是单位的一员,然后才是他自身。只有主动放弃工资的巴金、主动放弃单位的傅雷等极个别的文化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单位人”的例外,自由撰稿人这一社会角色在中国内地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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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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