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重新出现的萌芽要追溯到“文革”。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红卫兵运动期间，曾经自发地办了很多小报，其内容虽然多属幼稚的革命狂热，但也不无精彩的文章，比如遇罗克的《出身论》就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而这张小报不过是几个青年学生自己办起来的。

青年人随便办报的好景并不长，大约一年后便被禁止，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自由表达思想的冲动还在，他们在上山下乡等运动中被分散到农村、国营农场（包括边境省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工厂等非文化部门，于是在做工种田之余，又拿起笔来。其中一些人，只要能够维持起码的温饱，便把这种自发的写作当成了主业。于是，产生了一批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下文学、地下学术。

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这样描述:“前红卫兵把他们的组织行为和活动方式也带到农村。在陕西、山西的一些知青点，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油印的知青刊物，相互交流和联系。知青之间进行有目的的跨地区的访问、串联和考察。更大量的是通信交流，特别是在每年冬天返回北京之时。

“在众多的家庭聚会中，他们讨论交流各自的思想成果。大约在1970年冬季，在北京知青的‘政治沙龙’中刮起了所谓‘张木生旋风’。张木生是1965年自愿到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他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大胆触及了当时的现实，明确表示反对‘学大寨’，鼓吹‘三自一包’，后来被打成反革命。这可能是这一代人中研究农村问题的最初努力和开端。在冬天的‘沙龙’中传播过和引起重视的思想成果，现大多难以确知，据说，包括赵京兴的《历史哲学》，以及徐浩渊进行的社会调查等”。

多少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其中一些作品竟成为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极宝贵的一页。

当然，这些作者当时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种新的社会角色——自由撰稿人的萌芽。因为当时不管持什么思想，都不可能通过撰稿本身直接获得经济收入以维持生活。整个“文革”期间，取消了稿费。投稿甚至需要加盖公章，否则编辑部无法为不相识的作者承担政治责任。

自由撰稿人的重新出现，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出现的自发刊物的作者之中，就产生了一批具有自觉意识的自由撰稿人。这批人虽然数量不是很大，在当时也没有条件以自由撰稿为生，但自由撰稿人独立的精神品质，就是在他们身上开始再生的。

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参与体制内的改革。因而那些在社会上威望较高、影响力较强的知识分子，往往寄希望于对政府的改革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其存在方式一般仍是在单位规定的角色内活动。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作家协会的作家、研究机关的学者、大学的教授等等。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普遍强化起来。他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我的价值由我自己决定，我的存在靠我自己证明。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文化人摆脱了单位的束缚，走上了自由撰稿人的道路。中国自由撰稿人从此开始崛起。

而计算机和网络，开辟了自由撰稿人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