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水墨画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黄胄的驴，堪称中国水墨画四绝。黄胄一生致力于绘画艺术，其创作的《百驴图》更被1978年改革开放，邓小平走出国门送给天皇裕仁的珍贵国礼。本期《文化大观园》走进黄胄和他的艺术世界。
2011年清明，黄胄夫人郑闻慧在北京的寓所。从1955年与黄胄一起调到北京至今，她已在这座城市度过了50几个春秋。
郑闻慧：这个家具是很珍贵的,但是有点不好了嘛,像它那个时候也不是太贵。现在就贵的天价。
自从1950年代被徐悲鸿先生调到古都北京工作，黄胄似乎在这里找到了他绘画创作的新主题。
王鲁湘：美术界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中国水墨画有齐白石的虾，有徐悲鸿的马，有李可染的牛，有黄胄的驴，这叫做是四绝，是吧，就是把水墨和宣纸结合在一起以后，能够达到一种非常高的一种境界，那么也有人因此说黄胄是一个驴贩子，他的一个随便画几笔的一头驴，比一头真驴还要贵很多，现在是更贵了是吧，那他为什么会对驴这么感兴趣？画了一辈子的驴呢？
郑闻慧：拿他来说的话画毛驴，我估计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他老师就画毛驴。
王鲁湘：对，赵望云先生就画毛驴。
郑闻慧：对，你看他在好多画上，都画劳动人民的苦，毛驴磨碾子等等。第二个原因他去了新疆，新疆它那个地方家里头都有毛驴。
王鲁湘：对。
郑闻慧：我好像听他给德国的有个学生团体讲的时候，也有人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新疆人对那个毛驴像你们那个奔驰车一样的，你们是用奔驰车，我们就是毛驴驮，交通工具就是它。
王鲁湘：对，是个万能交通工具呢。
郑闻慧：对对对，这是另一层。还有一个就是他想要突破笔墨，在毛驴身上。
王鲁湘：画毛驴是一个很好的练笔墨的一个对象。
郑闻慧：对。
黄胄一生爱画毛驴的三大原因
来到北京之后，黄胄开始对传统心生敬畏，为了能在传统中找到古为今用的笔墨技法，黄胄开始着重练习画毛驴，在后来接受的采访中，他曾说：到了北京，我就想通过画毛驴来练功，来吸收一些当代的，一些前辈的一些笔法，吸收一些古代的，一些传统技法，那时候不是讲究试验田吗，我这个也是这么个意思，通过这个驴，把毛驴就作为自己练笔墨基本功的一种手段，我不是说这辈子我立志要画毛驴，我没立这个志。我就想画毛驴，来吸收吸收一些前辈画家、当代画家，人家别人的一些表现方法。
那些年，因为黄胄对毛驴的艺术创造和文化提升，毛驴作为一种饱含精神意味的艺术形象，登上了大雅之堂。
王鲁湘：在他给毛驴做的各种各样的题跋中间，总离不开这么几个字，叫做忍辱负重，是吧？因为毛驴子给人的贡献这么大，跟人的生活劳动那么分不开，可实际上人很轻贱它，所以要忍辱，再一个就是负重，它总是背着很多东西，拉着很多东西，走很远很远的路，这好像和黄胄先生自己觉得他自己的一生的这种命运，好像也很相似，他一辈子也是忍辱负重。
郑闻慧：是，我觉得他一辈子这样，他也觉得我们中国的有一部分人，这部分人他宁死在走这个崎岖的道路这么走过来，而且一直在爬山，爬这种事情，走到死都是这样做，他对于这种品格他觉得非常地赞赏。
王鲁湘：而且他还，虽然忍辱负重，还不向人家诉不平是吧？
郑闻慧：是。
王鲁湘：忍辱就忍到底了。
郑闻慧：到底了。
王鲁湘：那么我们看看黄胄先生一辈子也是一样的，他其实一直是拖着一个不太健康的身体，然后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在当时做的时候，还招来很多的闲言碎语，然后的话很多的流言蜚语，对他的人身的攻击伤害也是很大的，但是他也都就忍着。
郑闻慧：对，他我觉得这一点，黄胄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1964年8月的一个炎热的夏日，黄胄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为朋友创作的毛驴图，间隔几日点了点数，补上八头，刚好是五十驴长卷。那时的黄胄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笔下鲜活的生命体，将给他的人生带来怎样的麻烦。
文革期间黄胄画驴成反革命黑驴子
1966年7月28日，军博院子里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当天的“新闻与报纸摘要”，突然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从里面传来：“打倒三家村的反革命黑驴子黄胄”。随后，解放军日报以《彻底揭露“三家村”黑画家黄胄的反革命嘴脸》为题，对黄胄开始了近乎荒唐的批判。黄胄被迫搁下了画笔。
从作为反革命驴贩子被打倒的那一天起，黄胄经历了无数场的批斗，然而，命运却格外玄妙的赏赐了他，在造反派觉得他不过是只死老虎的情况下，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们让黄胄在莲花池的劳改基地喂起了毛驴。
从1966年初夏时算起，黄胄与毛驴生死相托、相依为命的日子持续了近6个年头。1972年春，正在拉驴卖豆腐的黄胄突然听到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
郑闻慧：好像是周总理说的，说你们怎么不叫他画呀？就画呗，他画的毛驴比真毛驴还贵呢，干嘛不给画。
王鲁湘：这是周总理说的？
郑闻慧：对对对，就是好像七几年了，1972年了，文革后期了，要不然周总理也不敢说。
黄胄终于解放了，他被迅速赋予了新任务，要他重拾画笔，为全军美展绘制参展作品。
王鲁湘：好在他是一个非常乐观，非常达观、豁达的一个人，否则的话，真的有些伤害，还一般人还受不了。
郑闻慧：是是。
王鲁湘：这一点表现最充分的就是他画的大量的新疆题材的作品了，在整个新疆题材作品中间，我们看到的都是生活中间的欢笑，美好的自然，美好的人，美好的姑娘，包括美好的老头，是吧？美好的骏马，美好的毛驴子，都给人一种合到一起以后，觉得生活是如此的灿烂和美好。
郑闻慧：一种幸福感。
王鲁湘：一种幸福感，而且这种幸福感，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是来自于生命的最最最里头的一种感觉。
王鲁湘：这张画你看啊，实际上你仔细看，所有的羊羔啊，用笔其实不多，是吧，但是你感觉每一头羊，都像一个雕塑一样。
徐熙老师：而且这种这个白底上，特别难，中国画是最见工夫的，难极了。
王鲁湘：这张画的构图也有意思，实际上是这么推过去，这个透视的话，前面这个狗占的比例很大。
徐熙老师：狗画的好。黄老师的狗，可染先生说：天下第一。
王鲁湘：你看这个狗的话，显得好忠良的感觉啊。
徐熙老师：画的好。
梁缨：其实就是我爸在少数民族地区看那些狗，那些狗觉得特别的，觉得有感情，因为他那些狗在真的是保护家园，对那些小孩，就那些哈萨克的小孩，去怎么逗那个狗，揪它胡子，狗从来不生气。
王鲁湘：就是在游牧民族中间，就人和动物之间那种天然的联系，是我们这个农业民族的人，或者是城市人，理解不了的。
那一年的全军美展，黄胄以新疆为题材的《雪夜送亲人》打动了很多人，一种久违的亲情温暖了全军。然而，黄胄却开始着急了。他的画笔搁置了太久，要生锈了，他要赶快到生活中去，去拾回荒废的时光。
王鲁湘：这幅作品，就透视特别感觉好像，我们只有现在有大广角镜头出现以后，才会有这种透视，一匹马一下塞到你镜头跟前，那么近你要把它包下来，然后远景还要收的那么好，你看，后面实际上是千军万马。
郑闻慧：对，这就是说他，受韩乐然先生以及其他西方的一些影响。
梁缨：我觉得画这张画，我父亲肯定有想法，你看这个马，它就是不想被套住。
王鲁湘：对，在逃跑呢，
郑闻慧：对，在逃跑，后面套马手就追过来了，那种野性，其实黄胄先生身上就有一股不想受羁绊的野性，他的性格是这样。
梁缨：不想被束缚，完了不想被。
王鲁湘：不想被套住，做人不想被套住，画画也不想被套住。
梁缨：但是他时常被套住。
梁缨：自己有一种抒发，我觉得他画这张画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有一种想法。
王鲁湘：他可能是画自己呢？
梁缨：对，肯定是画自己呢。
王鲁湘：他想逃脱套马手。
1976年，十年浩劫已近尾声，从那年的11月到隔年春，黄胄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展览创作了巨幅作品《鞠躬尽瘁为人民》。
这段画得很艰苦，因为他刚刚恢复画画，文革中间停了几年
今天站在画前，我们仍然能在每个笔触里，看到黄胄强烈的情感。1977年4月，就在这张大画刚刚完成后不久，黄胄被迫住进了医院，他的四肢已经几乎不能动了。
病榻上创作《百驴图》被邓小平选为国礼送天皇裕仁
1977年4月黄胄在医院里接受了脊椎综合症的治疗，到1978年春，初见成效的他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画笔。
1978年秋，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外电吐露，日本已经准备好一个很大的桌案，用来展示邓小平送给天皇裕仁的珍贵国礼，这份国礼就是黄胄所作的长达17米的百驴图。那是黄胄在病榻上完成的作品。直到他为《百驴图》落下款的那一刻，他依然不清楚，刚刚重返政治舞台，打算带领中国走向开放和富强的邓小平究竟为什么会选择他这个文革初期第一个被打倒的画家所作的“黑毛驴”，或许，这其中的奥妙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
1979年盛夏，好天气带来了好心情，历经文革身心摧残的黄胄出院了，他第五次赴新疆访问，一路写生作画，直到“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之下。
王鲁湘：他对新疆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他最后他的整个的创作，他的这个生命能够在新疆这个地方找到这么一个寄托？
郑闻慧：我觉得这确实，新疆的人民造就了黄胄，黄胄又宣传了新疆对吧？确实是这样，如果说咱们人能够假设的话，也许黄胄，如果他是不去新疆，他到别的地方，也许是培养出来另外一个黄胄。
王鲁湘：另外一个黄胄。
郑闻慧：因为黄胄他还是才华横溢的一个人，我也感觉到新疆太适合他画了。
王鲁湘：太适合了，好像新疆就是为黄胄准备的一个地方。
郑闻慧：对，是这样。
王鲁湘：而黄胄也是为新疆生的，好像就这种感觉。
郑闻慧：是这样个意思，因为黄胄在新疆，他太自由了好像，他跟我说他在新疆走一个月都可以，都可以生活下去，这就很不简单了。因为还有民族的问题，还有宗教的问题，但是他是那么样子如鱼得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上天给赐了这么一个良缘。
王鲁湘：天造地设，是吧，这是天作之合，就是新疆和黄胄是天作之合。
郑闻慧：是的。
王鲁湘：他是新疆美的发现者，然后他又成了新疆的，实际上是一个在美术上的一个代言人，成了新疆形象的，如果我们现在老说找形象大使，形象大使，新疆的最好的形象大使大概就是黄胄了，不可能再有别的人了。
郑闻慧：你给他总结的太棒了
由于早年创作的作品大多在文革期间丢失，黄胄如饥似渴的在这里找寻他画中所需的一切元素。
王鲁湘：他很喜欢去逛巴扎？
郑闻慧：对。
王鲁湘：巴扎里头摆的各种东西，他都觉得可以入画。
梁缨：刚才我没跟你讲，就是我们在巴扎写生的时候，旁边都有一帮小孩老在看你画，最后你回家你看，这个上边全是鼻涕。
梁缨：因为他们往身上嶒的。
郑闻慧：那她说，她要回去一讲，黄胄准骂她。
王鲁湘：不许这么说人家。
王鲁湘：你看这个是冬不拉吧？
郑闻慧：这个画的是冬不拉。
王鲁湘：他画这个小花帽，画这个冬不拉，都特别认真地画是吧？
郑闻慧：对
梁缨：我们家那时候买了很多的收藏了很多这些花帽，就买了很多，琴也买。
王鲁湘：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画的那个新疆的姑娘，黑黑的眼珠子，长长的睫毛，然后中间瞳孔那个地方，一个小亮点就特别妩媚是吧。
梁缨：我们去地毯厂去写生的时候，那些小姑娘她们真爱漂亮，那边人，她就看见我用的那个炭笔，我和我爸不都用那个炭笔吗，她就说你这个笔，问我，连比带划的，又不会说汉话，能不能画眉毛，我说不知道，没画过。
王鲁湘：她们是要化妆的？
梁缨：对，后来呢，我说不知道，可能不行吧，她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我说我就这一只，人家那个小姑娘特棒，拿着织地毯那砍刀，拿起来，给我剁一半。
王鲁湘：也反映民族性格。
郑闻慧：没错。
王鲁湘：要是汉族人不敢了。
郑闻慧：再就不好意思要了。
那次在新疆的创作，黄胄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体力，然而他的情绪却是高亢的，害羞的维族小伙，漂亮的塔吉克姑娘，丰收的粮食，和自由的牧人，都在他的笔下定格成令人目眩神迷的艺术创造。
王鲁湘：这是画的是塔吉克族不是维吾尔族啊？
郑闻慧：塔吉克族，他们是用鹰的翅膀做的笛子。
王鲁湘：鹰的骨头，反正就是鹰的骨头。
郑闻慧：鹰的翅膀的那个骨头？
郑闻慧：对，所以他们的声音特别高昂。
王鲁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载歌载舞了，一边走着，一边跳着，一边唱着。
徐熙老师：这个就像是在动，舞蹈能画到这个程度是很难的。
梁缨：对，而且黄老他的画，不像就是很多画家他落笔的时候，他就想，我应该是从哪个方面入手，有哪个传统的借鉴，他不想那么多，就是画，要把你自己心里的，心中的东西表现出来是为目的，我觉得是。
郑闻慧：这个应该是最高境界
王鲁湘：最高境界
新疆人民造就黄胄
王鲁湘：黄胄先生在新疆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原的这样一种文化，或者是这样一种性格，这样一种美，你看都是很张扬的，个性的表达是非常充分的，色彩是那么浓烈，大红大绿是吧，这个东西我们看到以后觉得这其实是人性中间很好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过去缺乏，所以格外地，对黄胄先生笔下新疆的东西感到由衷的这种高兴，特别是那些性格本身就，个性本身就很强烈的感觉就更加喜欢。
嘉宾：确实新疆的人也很喜欢他，的确是很喜欢他，新疆的人和我们内地的人确实不一样。
王鲁湘：不一样。
郑闻慧：新疆的女孩子因为知道黄胄去了都说老画家你来画我，指着鼻子，我长得多么好看，咱们内地不会这样做的。
王鲁湘：你画他，他躲，对。
郑闻慧：是吧，而且新疆它还是有宗教的呢。
王鲁湘：对，按理说，按照伊斯兰教义的话，是不能有偶像崇拜，就不能把一个具体的一个人的一个什么东西画出来的。
郑闻慧：对，但是她们喜欢黄胄去给她们画。这是说明，一个是黄胄在她们那已经比较自由了，另一个她们也知道黄胄给她们塑造得很美，因为我听过有人画变形的，结果画完了以后她们都哭起来了
王鲁湘：是，按照她们的教义的话，你如果我让你画我的像，我的灵魂就给你画走了，就给你弄走了，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你看她们能够突破这种教义的约束，可见黄胄的绘画的，美的魅力有多大。
那次在新疆，黄胄一呆就是一个月，迷人的新疆风情，漂亮的维吾尔族姑娘，活泼的维族小伙，诙谐的维族老汉都一一进入了他的速写本。
王鲁湘：其实黄胄先生最见功力的还是他的速写。
郑闻慧：对，画人物画要不会画速写，可以说基本不会画人物画，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学的素描，以为画素描，再临一点陈老莲就能画国画了，但是我们学那个素描是光影素描，光影素描实际上跟我们传统的这种线条是完全结合不上的，所以之间必须有个过渡，这过渡就是中国传统强调用线，不强调用光，那么你找到这个也用线条来画这形象的时候，那么就是从速写这儿，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捷径，可以说速写线条是传统线条跟光影素描之间一个桥梁。
王鲁湘：一个桥梁。
郑闻慧：对，这一点黄胄先生做得最好，我觉得速写还有几个功能，第一是练造型，第二是他为创作收集素材，第三是可以让你保持眼手心的统一，变成日常操作一样，就像歌唱家练嗓子，舞蹈家练腿，保持这么一个状态，一流状态。
王鲁湘：曲不离口、拳不离手
郑闻慧：对，但是第二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为创作收集素材，那么同时强调就是他的这个创作宗旨，他的思想就是说艺术来源于生活，美来自生活，你要画生活给你的感受，那么你的这个平常画这些速写、笔墨，都要跟生活保持一个协调的状态，这也是我们现在就是院派的一些画家往往忽视的，他是现在的人基本都是把这一部分，就稀释了，都用照相机、摄像机，回来以后啪啪照一点，然后就来拼一张画，就没有深入生活这种泡生活，就像泡酒吧一样，泡发了这种感觉，泡生活要泡到那种状态，那才最好。
即便他从未停止过手中的画笔，即便他今天留存下来的速写本已经可以用堆来形容，然而谈及创作，黄胄仍然不断地感慨，自己还不够深入生活。
黄胄：画家离开生活，不在生活里头，再不画速写，不画写生，不收集素材，不管多大的画家，他这个作品慢慢就会失去光彩，其实我们这个不太深入，过去总还是画了些东西，总在生活里头跑了一些，画了些速写，但是有些速写当时没有在生活里头，有从思想感情到体裁，到这个形象，都没有搞够，都没有够，所以有些画了，画了回来以后画了很多，回来以后，你用嘛，用不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在生活里头还是一张张的，一个体裁一个体裁的，把它搞扎实一些。
那一年，黄胄的作品《载歌行》被文代会评为建国后优秀作品之一，他也于12月在深圳举办了自己的个人作品展。随后，携全家赴黄山写生。
郑闻慧：在黄山，我们在山上的时候，他是被人抬上去的，那时候因为他已经，
王鲁湘：腿不行了。
郑闻慧：腿不行了，是坐在那个滑竿上去的，完了以后一上去，结果就下了大雨，就把那个路给封住了，就是那个黄山下山的路给封住了，所有的那些脚夫都上不来了，完了最后慢慢的时候，就变成没有粮食了，我们在那上面困了差不多有40天啊，在黄山。
王鲁湘：就困在山上？
郑闻慧：对，困在山上，因为那个下大雨完了把那个。
王鲁湘：那些挑夫也送东西送不上来了。
郑闻慧：送不上来了。
王鲁湘：那个时候还不跟现在有索道？那个时候还没索道。
郑闻慧：没有索道。完了所有的吃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就当时那种感觉，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但是我父亲从来就没有一种害怕，有的那种父母是很紧张的那种，就是一家人都跟在上头，因为我母亲我哥哥都在上面，他显得是非常的，很轻松，仙境一样，因为那个雾蒙蒙的黄山。
王鲁湘：他完全投入在那里头。
郑闻慧：对，雾蒙蒙的黄山那个时候真的一开始刚上去的时候，一点云都没有，那个黄山要是没有云就没有那个黄山的那种。
王鲁湘：仙境
嘉宾：对，那种感觉，后来因为下雨了以后，天天都是雾，天天在这种仙境的里头，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就是我和我父亲天天都在山上画松树，因为远处的山，你也看不太见了，只能就是画松树。完了那时候也没有游客。
王鲁湘：倒挺安静的？
郑闻慧：对，挺安静的。
正当黄胄沉浸在黄山的云海之中不能自已的时候，他接到了文化部的通知，让他火速回京，参与筹建中国画研究院。
筹建中国画研究所黄胄全力奔走
从黄山回到北京，黄胄的事情不可避免地多了起来。
1980年10月，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正式成立，黄胄多方征集专家意见，听取建筑界的看法，逢人就谈他的设想。
吕章申 ：黄胄先生在画院的心血和他投入的他的精力，我是一个最年轻的见证者。
王鲁湘：他实际上是具体的操办者。
吕章申：具体操办，当时是这样，院长是可染先生，可染先生当然了你知道，可染是老先生话不多，创作，但是黄胄先生是副院长，这个行政、基建这些事都由他分管，他全力跑，当时我觉得他对这几个老先生，可染先生、叶浅予先生、蔡若虹先生都十分尊重，他跟他们比他年轻，所以他觉得跑腿这我都应该做。
王鲁湘：其实他当时候的身体状态可能还不如这几个老先生好。
吕章申：说得对，当时他就是拄着棍子，不辞辛劳，
在那个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要打造一个国际标准的艺术创作和研究机构并不容易，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需他亲自协调。
吕章申：那时候是很难的，那时候我们国家很穷，建这个项目不容易，我觉得要不是黄胄对这种美术事业的热爱，和他社会活动家的这种能量，这个画院是盖不起来的，我刚才说他大气，他可以拿着自己的画作为礼品去说服怎么样建这个馆的重要性，我当时作为最年轻的一个25岁的小伙子分到文化部，他都给我画过一张五头驴。
王鲁湘：那时反正就是所有求得着的人，最后他没有办法，其实都是用自己的作品。
吕章申：为了这个事业。
王鲁湘：为了这个事业用作品，然后做一个。等于就是化缘了。
吕章申：对，而且当时，他这个事业什么，他要协调，你比如说当时画院快盖好了，要修这个白塔，当时我记得是1982年9月12号，他在北京饭店请吃饭，那个时候也跟现在一样，不允许公家请吃饭的，黄胄先生说这是我自己掏腰包，当时那个大圆桌是17个人。
王鲁湘：各个相关部门的人？
吕章申：有规划局的，有北京市建委的，有文化部的，还有故宫的专家，要协调个什么事呢？就是修他院里那个白塔。
王鲁湘：那个元塔。
吕章申：元代那个塔当时要修，要有文物专家对吧？要批准，而后修成什么样子还需要资金，当时我记得可能也就10几万块钱，他为了把这个事情协调，把这些人找到一块商量，而后用吃饭的方式，我记得吃的涮羊肉，但是每个来宾都有一幅画。
王鲁湘：事先他已经画好了。
吕章申：都画好了。
王鲁湘：都带到现场来了？
吕章申：不是，就在北京饭店画的，因为他住在那儿，而后来一个题个款，来一个题个款，我也是被题款的，当时什么官位都没有，最年轻的，但是他不但没有小视我，他觉得我是学建筑的懂艺术，这五头毛驴画的非常精彩，那时候他才57岁，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所以他可以说黄胄先生为了画院，穷注了他的心血，我到现在我还收藏有一张，他写给黄回先生的信，就是为了建这个画院到广州，怎么样地面砖，怎么样彩色复印机。还有约吕雄才夫妇和关山月夫妇到这儿来创作等，所以那几年我对黄胄先生对中国画研究院，就是现在的国家画院，他是创始人之一，他对这个贡献和他穷注的心血太难能可贵。
1983年，就在中国画研究院的主体工程即将完工，各类研究和创造活动哦搞的有声有色时，流言蜚语开始向黄胄袭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黄胄不得已离开了中国画研究院。
从各种矛盾漩涡中抽身出来，他又有时间专心创作了。他开始全国各地写生，并且先后在国内十余个城市举办画展，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他还远涉重洋，赴日本、新加坡、英国、德国、 意大利等地举办画展，进行学术交流，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国际交流出力。
1986年2月15日，黄胄画展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开幕，引起了空前轰地。也就是那一次，要建一座现代化艺术博物馆的想法开始在黄胄心中酝酿。
穷尽心血建立炎黄艺术馆
今天，坐落在北京亚运村的一座民办公助的大型艺术馆已发展成熟，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黄胄穷尽心血的设计和安排。
郑闻慧：看看黄胄棒不棒，你一会看看从现在开始全都是，一季是一季的花，这个花还没落了那个花又开了。
王鲁湘：你看那个玉兰开的多好啊？
郑闻慧：对啊，想当初黄胄是精心培植。
王鲁湘：树都长这么高了是吧？
1987年，炎黄艺术馆在北京市立项，两年后，1989年10月3日，炎黄艺术馆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工程正式上马，黄胄异常兴奋，在工地，他似乎忘了自己还是个病人，每天拄着拐杖与施工人员一起协调处理随时可能出现的状况
郑闻慧：一会儿要看见这些东西都是大胆地想，竟然给来了。这个柏树，这儿有三棵柏树是天坛的，是天坛他们要移，不知道移到何处。黄胄说移只有移到我们那儿是最好了。但是人家还说了你天坛的树，移到你们那儿，别人都不敢接受的，说是这移了天坛的树是有灾祸的。
王鲁湘：有这个说法吗？
郑闻慧：对，他说我敢，我又不是我移到我家里去我凭什么不敢。所以这几棵树，就是这棵树，那棵树，有三棵树。
王鲁湘：这白皮松啊。
郑闻慧：对。
王鲁湘：是从天坛移过来的白皮松是吧？
郑闻慧：对。
郑闻慧：他在这里付出的心血比那边还要大，因为他想探讨一个叫中国画能够发展地更加兴旺的这么一个途径。
王鲁湘：一个机制，一个新的机制。
郑闻慧：他当时在中国画研究院的时候他做了那么多些工作，最后也有惹到了一些人的嫉妒，所以他在这他花费的力气更多，因为它有一个体制的问题，所以他一直也要想创造出一个很好的新的体制，让大家能把中国画能发扬光大，所以黄胄这一点他一直在他心头里讲，一直就是说我们中国是有很大的文化传统，我们这种文化传统我们怎样能够介绍给海外，那是要依靠我们的这些博物馆，依靠我们的画院，依靠一些我们的出版社等等才能介绍出去，他始终想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让更多的人来把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描写得更好，我想这是他的一个终久的一个目标。
1991年9月28日，历经四年精心打造的炎黄艺术馆正是开馆。开馆当天，张学良将军送来了花篮和亲笔写下的炎黄艺术馆几个字，用以庆祝这个中国第一个大型民办公助博物馆的诞生。
郑闻慧：当时用的是孔子诞生的日子是我们的开馆的时间，9月28号。
王鲁湘：等于是我们中国的圣诞节。
郑闻慧：我没想到这么多。
王鲁湘：对吧，孔子是我们中国的圣人，他诞生的日子是我们中国的圣诞节。
郑闻慧：那时候还没有把孔子推崇到这个程度，就是有人，有高人给咱们说，既不用十一，也不用双十，就用的是中华民族共同接受的，全世界人民都共同接受的孔子诞生2400多年的这一天。
王鲁湘：对，超越党派之争的，一个更永恒的一个日子。
从1991年炎黄艺术馆开馆时算起，直至1997年4月23日生命画上休止符，黄胄最后八年的灿烂黄昏是在炎黄艺术馆度过的。他将余生的心血播撒在这，也最终长眠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