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史先生您好。

史先生：你好。

主持人：欢迎您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大学这个地方。这个房子过去是谁住的您知道吗？

史先生：司徒雷登？

主持人：司徒雷登。您的名字叫史景迁是吧，我猜一下您这个中文名字的意思啊，史是史学、历史，景是景仰、向往，迁是不是司马迁。

史先生：是的。“迁”同时也指“迁徙”、“游历”，有一个动态的意思。我想说的是，我很崇拜司马迁，但并不极端。我和他不能相提并论，但我非常欣赏他的作品。

或许真的是得到了两千多年前那位汉代史学家的真传，出生于英国的史景迁成为了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权威。然而在二十三岁之前，中国对于他还是很遥远的事物。出于对历史和文学浓厚兴趣，他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英国史。这一时期，他的治学风格、文学功底以及那种特有的人文价值观开始形成，然而，对遥远而神秘的中国，史景迁还几乎一无所知。

主持人：我们中国人对西方人成为一个汉学家，总有一种很好奇的感觉，比如说我们中国过去派很多的人到西方去留学，然后成为研究西方的历史、哲学，甚至是研究西方科学的一些学者，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因为我们中国落后，西方进步，我们要去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文化。那么一个西方人为什么会用他终身的努力，来使自己成为一个汉学家呢？

史先生：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奇怪。因为在西方，从十六世纪甚至更早的时间，人们就开始广泛介绍中国的情况。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对此我感到很尴尬。于是我想，也许我可以继承西方研究中国的传统，从而加深我对中国文明和文化的理解。

史景迁与中国结缘是在1959年。那一年，他获得一笔奖学金，从剑桥到耶鲁当交换生，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一堂关于中国历史的讨论课让他领略到中国的魅力，也从此确定了他的研究方向。在耶鲁，著名传教士卫三畏建立起全美第一个汉学教研室，自那以后，这里逐渐荟萃了最为丰富的汉学研究史料和最具权威的中国史专家。

史先生：在我的老师当中，有三位对我的影响最大。其中两位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老师。因为我从英国到美国之后，是在耶鲁开始接触中国研究的，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中国历史。这两位老师是一对夫妇，即芮沃寿与芮玛丽教授。他们主要从哈佛大学接受教育，并曾到日本进行访学。在四十年代初，他们曾在北平进行研究。因此，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日本和美国三种文化的融合。

在史景迁的回忆中，他的两位启蒙老师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学者”，在他们的激发下，他发奋学习汉语，练习写繁体字，修习更多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课程。此外，芮玛丽还向史景迁引荐了另一位对他影响颇深的导师。

史先生：继芮沃寿与芮玛丽教授之后，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是一位中国学者，他就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房兆楹博士。1963年，我成为他的学生。在1962到1963年间，我写信给他，请求成为他的学生。因为据我所知，他是当时对清史最为精通的人。房老师对我来说是一位“老”先生，他以最精细的方式引导我学习汉语文本，正是如此我非常享受学习的过程。从芮沃寿与芮玛丽教授那里，我学习了中国的宗教、历史和政治，而从房老师那里我学习了中国的学术史，领略了其中的难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