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沙：诗歌回暖是早晚的事

素以离经叛道冲锋在颠覆前线的先锋诗人伊沙，最早在90年代喊出了“饿死诗人”，当然，饿死诗人只是一句反讽，在这个“诗歌已死”的时代，伊沙并没有死心，2012年12月，他主编的《新世纪诗典 第一季》,辑录两百多位诗人的365首诗歌，其中有名家之作，也有80后，90后新人的诗作。

　　该诗集面世的缘起，是伊沙通过微博开设的诗歌点评专栏，对2000年以来当代诗人创作的诗歌作品展开了每日一首的选评和推介。12月15日，该诗集首发式暨诗歌朗诵会在京举办。沈浩波、王小妮、徐江、春树等35位诗人参与了现场朗诵。

　　“我想让诗人们都认真看看同行在写什么，中国不止有文人相轻，也有放下门户之见的文人相重”。在中国新诗即将走向百年的节点，伊沙试图证明，诗歌非但没有死，而且即将回暖。不知是否是巧合，2012年度，诗歌类的图书出版品种明显增多，长江文艺出版社甚至成立了诗歌出版中心。楚尘文化推出的“新陆诗丛”2012年出版了15种国内国外诗集。

　　诗歌是否真的能够集体归来？或许只是某种心愿，伊沙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作为用脚投票的人，叛逆者伊沙一直在诗歌的道路上坚持。

　　关于诗歌生态

　　真正饿死的是有功利心的人

　　新京报：都说诗歌已死，但是最近又有回暖趋势，你在《新世纪诗典》里说，新诗正在走向百年，百年通常可以盖棺论定了，你打算如何论定？

　　伊沙：90年代我喊“饿死诗人”，现在流行说诗歌已死。此前比较受关注的就是微博上韩寒骂赵丽华。昨天在北师大讲座上，也有学生说，没有读者，诗歌热怎么延续。实际上，文化发展的规律，总是先由少数先行者主导，推广到知识界，文化价值最后才被大众确认。全球范围内，诗歌也是小众化的，不能因为读者少，就觉得诗歌死了，相反，诗歌是外部冷，内部一直很热。你能看到，从文革后，诗歌发展也一直是曲线，90年代社会大转向，诗歌过凉，那不太正常。1916年新诗在媒体的发表是新诗出现的节点，现在正走向新诗的百年，新世纪这12年新诗最接近成熟。新世纪很多诗集出版，引进翻译，诗歌回暖是早晚的事情。

　　新京报：90年代读到你的《野种之歌》，你在里面说出了“饿死诗人”，但这些年你一直在做让诗歌延续下去的工作，包括现在你编《新世纪诗典》，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伊沙：海子死后，为成名，诗人扎堆出现，我嘲讽那种现象，才说了饿死诗人。诗人不能靠写诗养活自己，全世界都这样。我少年写诗，价值观确立得比较早，90年代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发现诗歌变冷，也不会回头，北岛在地下写作都那么长时间，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何况我们在地上。真正饿死的诗人是那种对诗歌抱有功利心的人。90年代诗歌过冷，很多诗人暂停写作，当年他们可能就只是扎堆写作，是为了成名。新世纪博客的建立，让诗歌归来，这批人被称为归来者现象。在我们这种钉子户看来，诗歌一直在发展。归来者后劲不足。

　　关于标准 强调现代诗的现代性

　　新京报：书里有句话我印象深刻，选诗是为了替诗行道。为何用了这么一个情感色彩强烈的词？

　　伊沙：这是取替天行道的意思，带着诗人受环境挤压的愤懑。但是，诗歌界也是个江湖，也充斥着利益和权力，选什么样的诗和什么样的诗人很重要，否则，好的动机最后完全可能变成一本让人捏着鼻子的坏诗集。

　　新京报：新世纪诗典的选诗标准是什么？

　　伊沙：标准强调现代诗的概念，针对的是五四以来，诗歌进入现代主义后的中国现实，表现当下社会的生活。现代诗主要是靠意象，这次也选了很多口语诗，包括情绪比较现代的抒情诗。要走向百年必须强调现代诗的现代性。有些诗人还延续着五四的新诗传统，没有穿越历史和体现现代性，即使他和我关系很好，也没有选进。年龄最大的是1948年的食指，年纪最小的是1992年的余幼幼。代际覆盖到20，40，50，60，70，80，90。只有30年代出生的诗人没有，可能是因为受到“文革”影响。代际传承是为了平衡国家的诗歌生态。我一直都在阅读同行的作品，阅读量大概是入选量的十倍。

　　关于诺奖 中国诗歌的造诣比小说要高

　　新京报：北师大中文系以诗人群体而著称，比如你、侯马、徐江、桑克、沈浩波等一批人，有人甚至说，北师大的真正气质不是小说而是诗歌。

　　伊沙：85届诗人最多，西方青年在上世纪60年代思想解放，我们晚了20年，但还是形成了集体氛围。北师大有前身辅仁大学和国立女师大有扎实的学术传统。我有幸读了中国最好的中文系。这种氛围的形成和人的性格也有关系。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自由的，完全模仿现代派，所以那时，北师大出离经叛道的诗人，而北大出西川和海子，他们受古典诗影响很深。

　　新京报：为了致敬这种传统，两年前北师大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成立，今年小说家莫言获奖后，成立了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作为北师校友，你怎么看这现象？

　　伊沙：论小说的水准莫言名副其实，据说去年本来就该给他，没得是因为评委会为了给80岁的特朗斯特罗姆送一个大礼。作为北师大毕业生，校友得奖，我很高兴。但是某个拔尖的作家得奖不代表整体水准就高。我个人认为，中国诗歌的造诣比小说要高。中国小说（尤其现代小说）自身传统不深，基本来自西方，登上了诺贝尔最高殿堂时，仍然有学生的痕迹。中国诗歌的传统久远，即使在学习西方时，血液里的东西挡不住。作为诗人，我希望北岛能得诺贝尔奖，北岛得了，对诗歌是鼓舞。他后期创作有点乏力，没有明显有冲击力的东西，希望能找到新的创作动力。

　　关于译诗 不写诗的最好不要翻译诗歌

　　新京报：你前段时间在微博上做重译经典的工作，有泰戈尔和阿赫马托娃，基于什么考虑？

　　伊沙：这个事情的直接缘起是诗人李笠翻译诺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集，被诺奖评委马悦然指出了136个错误。我之前一直在做译诗，一个译本被别人指出两个错误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这种翻译的问题普遍存在，李笠还是个懂诗的诗人。我的观点是，不写诗的就更不要译了。过去的泰戈尔诗集是郑振铎和冰心做的，我重译后，有读者说，怎么如此现代，问题是人家的诗歌本来就有现代性的传统，是我们翻译变味了。

　　关于传统

　　向前走，

　　和传统相遇

　　新京报：诗人伊沙一直被视为叛逆代表，包括你的性格，也有人批评说你是个“流氓”。

　　伊沙：我只能说，我不可能做人做得如温吞水，而把所有叛逆都放在诗里，这样就城府太深了。诗的部分留在诗里，人的部分留在微博里，这些东西对我都是真实的，无所谓正邪，我只想做点事，也不希望别人把我当成诗歌圣徒。

　　新京报：在聊天中，你多次提到了中国诗歌的传统，而你过去一直以颠覆性的姿势冲在前头，强调诗歌的现代性。现在的表现，是你回归传统的信号吗？

　　伊沙：我在往前走的过程中实现了种姓意识的回归，当年是读着西方现代诗成长的，但我更是一个中文诗人。江河说过，传统是我们在向前走的时候会遇见的父亲。只有向前走，才会和传统相遇，那个传统是活的，回头看到的传统是死的。即使你再次遇见传统，也可能再次批判、反思和叛逆。一个诗人的写作最好不要沦落到这种模式——年轻时叛逆，到老了锐气全无。我觉得中年的离经叛道和青年时不一样，比如我的系列组诗《梦》里的颠覆非常大，这种离经叛道比我年轻时更本质。年轻时外在的冲锋，其实不如现在内在的反叛自然。

　　■ 微博点评洛夫诗作《独饮》

　　@伊沙：本诗相较于我们熟悉的那个洛夫，既无突破，也无进步，但这丝毫无碍于我们对这首诗的欣赏，尤其对我这长安诗人来说。说实话，大唐长安情结原本就是台湾诗人带过来的，1992年，我接待过洛夫夫妇，老先生木讷拙言不甚好玩，好玩的是前一年来的管管那几个，有一次在小雁塔边的茶楼里，大荒说：“我现在坐的这把椅子，李白坐过！”我当场感动得差点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