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为《内秀》作序:离心最近的作品
2010年6月下旬的一天,位于北京蓝色港湾的“单向街书店”门口贴出一份海报:“内衣设计大师于晓丹与Julia Breitwieser:为你讲述内衣设计的秘密”。如果我不是对“于晓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我可能不会觉得给她戴上个“内衣设计大师”的高帽有什么不妥,正因为熟悉她,才会在心里惊得了不得:这是那个我熟悉的于晓丹吗?她做翻译、写小说,这我知道,而居然,她还是“内衣设计大师”!是不是离得太远了点儿?也许是因为她的日常工作与我毫不沾边,从没领会过她的内衣设计,所以生活中我很少将她与内衣设计联系在一起。现在看到了她《内秀》的书稿,我有些惭愧了。虽然她自己说“大师”不过是书店的广告语,但我终于知道:这个清清秀秀的于晓丹,小哑嗓的于晓丹,有时候病怏怏的于晓丹,一吃到好东西就会喜笑颜开的于晓丹,一点小事也能让她哭鼻子的于晓丹,竟已经在内衣设计这条路上走了那么远!
我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于晓丹是另一个人,是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大名头小说《洛丽塔》的中文译者。《洛丽塔》目前国内已有十余个译本,晓丹的译本是最早的之一,1989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读的《洛丽塔》就是她翻译的。因为读她的译本早,后来读谁的译本都觉得不对劲。于晓丹真真正正的出身是英美文学研究。她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外国文学评论》杂志当过编辑,研究过纳博科夫、贝克特、雷蒙德·卡佛等等。为了写这篇序言,我从我的书架上翻腾出她出版过的书,竟有好多本,其中包括她编辑的《玫瑰树——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英国卷》、她翻译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雷蒙德·卡佛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这些书,奇怪,居然没有一本是她送给我的,全是我自己从书店买的。这在我,颇能说明这些书对我的重要性。
2009年于晓丹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1980的情人》。这一次她把书送给了我,好像只有这本书才是她自己真正看重的。我以前大概知道她写些东西,但究竟在写些什么她很少说,我也就不甚了解。没想到她一出手就是长篇。这部小说先是发表在了《当代》杂志上,继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且很快就进入了中国小说学会2009年度的长篇小说排行榜。再后来,好像就有人要找她签合同,想将小说拍成电影。这样的写作、发表、出版经历,对一个作家来说,简直不像真的,就像于晓丹“忽然”又变成了“内衣设计大师”,听起来也不像真的。她不断地制造些让人惊奇的事,可见面聊天的时候,却总是笑呵呵地说些另外的东西。但她内心该是有点小小的骄傲的,我猜。
《1980的情人》写的是当年青年人的爱与死。书中的人物(自小学外语的学生)、人物说话的口吻(尤其是其中的北京腔)、一些场景、一些故事的背景,都是我熟悉的。我一直抑制着自己,不去沉湎于1980年代的青春往事,尽量不去怀旧,只管往前走,直到有一天沉淀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观。但是读晓丹的书,分享她的记忆、她的敏感、她细致独到的观察、她的沉浸与感伤,我想:也许我不该这样抑制自己。也许吧,198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故事,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小说家的于晓丹,有她波西米亚的一面。她有时会穿一身精致的丝绸,脚上却着一双不知是什么民族的土布鞋出现在你的面前。我一直将此视为她的文学趣味的表现,万不曾想到其中竟有她日后职业选择的消息。1990年代中期,她离开社科院,去了美国,变成了一位内衣设计师。对内衣这玩意儿,尤其是女人的内衣,我实在说不出什么,但从她走上内衣设计这条路,我认出了另一个于晓丹,有些小资,讲究品味,仔细,理想主义,热爱美,以至于不无(也许是)小小的任性、小小的疯狂,甚至,(也许是)小小的歇斯底里。
晓丹跟我说起过她上小学时,班里的男女同学们曾合伙批斗她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那应该是“文革”最最末期或结束后不久的时候吧,学校里的气氛和社会风尚应该还停留在“文革”时期。我想,也许正是她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造就了她。“小资”的好的一面就是它促使你在生活中力求别开生面,在审美和品味上努力向着别有洞天的方向行走;在特定的时期,它使你对人性的坚持更执着一些。晓丹的“小资”让我想起1980年代初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中文系的某文学大拿曾评价我也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我还想起戏剧导演孟京辉的自我解嘲:他说他具有“无产阶级情怀、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硬环境中,我们和软“小资”竟也纠缠了这么久!
我了解晓丹的“小资”,因为我们是发小,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那所学校是寄宿制的,我们都是小学入学,从那里考入大学。在当时,北京的寄宿制学校似乎仅此一家。寄宿制学校学生的特点之一是,大家就像一家人。晓丹比我小,是我学妹。我第一次见她,她应该是十岁。
2009年外语附校建校五十周年之际,校友会编辑印行了一部大型纪念画册。我翻到于晓丹他们班同学当年读书时的合影——那时候她可真小呀,稚气而可爱。那时的她,是怀着一颗文学之心呢还是一颗内衣设计之心?我估计是前者,那时候的女孩子恐怕对内衣也像对爱情和性一样,没有多少认识。我是到现在也不知道目前国内的内衣设计是怎样一种状况。日本著名诗人佐佐木干郎曾在一家日本服装公司工作,负责市场调研。他告诉我他曾经每年往中国跑一趟,到上海、北京调查中国女性内衣的样式、尺寸型号的变化情况,并由此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女性生活方式的影响。看完《内秀》书稿,我更认同了佐佐木干郎的经验,即内衣的发展的确是与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而晓丹除了用一双内衣设计师的眼睛在观察,也用她那颗文学的心在体会。她笔下那些不同肤色的人,在这一行的种种奇遇,很多都像现成的文学故事。国内的内衣设计师想必也有一些,但像她这样有着文学气质的,一定是凤毛麟角吧。
从外语附校毕业以后,尤其是她去美国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其实并不多,直到2007年年初,我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任教一学期。刚到纽约大学,我就在东亚系办公楼旁边的街道上碰见了于晓丹(她的先生廖老师任教于纽约大学)。这一次重逢,令我立刻意识到,以后(不论是在2007年的美国还是回国以后)晓丹这个朋友再也不会丢了。
跟她重逢的时候,她在纽约已生活了十几年,可听她的口气,仍然对这座城市充满热情。我当时似乎还有点惊讶,但现在看了她的书稿,我想我知道了一点原因。一个能成就人梦想的城市一定有它独特的魅力和生命力,虽然晓丹这本书只写了这个城市一个隐秘的部分 ——内衣设计师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承载着她对纽约的好奇、爱与遗憾。
她每一次回到国内,我们两家人就少不了吃饭、聊天、逛街。她还像小尾巴一样跟在我后面去逛潘家园,买些小玉件、老绣片 ——这些东西大概都和她的内衣设计有关。本文开头提到的 Julia是晓丹的好朋友,2010年夏天来北京正赶上晓丹生病,就由我单独带她去逛潘家园。Jul ia看样子也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喜欢电影、文学和诗歌,我的直觉告诉我,一个好的内衣设计师也许正应该像她们。我猜想,这可能也是晓丹想在她这本书里表达的意思:即使在最浮躁、喧闹、虚荣的外部环境下(比如她所身处的服装工业),我们还是应该多一点对自己内在的关注。想必这本书的读者会有不少是年轻的女孩子,希望她们在读完书里那些有趣的故事以后,也能意识到,越是看似美丽的梦想破碎起来也越容易,多一点 “内秀 ”也就越发重要。女人的内衣看似最不重要,但因为晓丹,我现在想,它几乎就是离心最近的作品。
祝贺于晓丹出版这本《内秀》。这本书写的是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不甚了解的天地,而她已在其中有滋有味地徜徉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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