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重塑时代和家国的诗性精神

2012年02月21日 11:01
来源：中国诗歌网 作者：刘波，罗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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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的短诗写作，贯穿了他整个诗歌创作的前半期，一直持续了二十余年，这对他来说，是耐性得到训练的过程，也是他与自我进行交流的方式。他以诗养心，以诗来培养自己的情感教育，建构自己的精神维度；同时，他也用激情去撞击出诗的火花，去表达一份个体意愿，一种人生美学。这才是诗人能够沉下来写诗的缘由，而不是像一些人那样高高在上地作空洞的抒情。这也符合梁平所提出的观点：诗必须沾“地气”。因为人是活在地上的，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应该与大地相关，否则，飘浮的东西，最后不过是一场凌空蹈虚的语言游戏罢了。

对巴蜀文化的精神回望

除了短诗写作之外，梁平其实非常钟情于写长诗，这与他的个性气质有关，也与他的身份相联。有一种说法，一个人不要轻易写长诗，因为短诗都无法写好，更没有能力去驾驭长诗，所以很多诗人一生都难涉足长诗。然而，这种矛盾心绪对于梁平来说，正是动力，也是挑战。如果说在八九十年代，梁平以写短诗为主(虽然偶尔也涉笔长诗，但只是一种尝试和铺垫)，那么到了新世纪，梁平写长诗的时机似乎成熟了，有了之前的积累和训练，他开始要为自己的写作增加难度。“写长诗，对于任何一个诗人都是一种近乎残酷的自我挑战。因为写长诗对一个诗人的诗性、智性、选择力、判断力，包括耐力，都是一种最彻底的考验和见证，尤其需要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整个生命归宿作出必然的理性思考。所以，任何一个诗人，一旦决定要付诸这样的实践，就要做好应该做好的一切准备。因为这需要诗人的底气和勇敢。”(2)梁平深知写长诗的难度，因为长诗写作不仅考验一个人的才华与能力，更是对自己耐性和体力的挑战，但诗人终究在挑战之中给了自己一份信心，一种动力。

现在看来，梁平之所以将精力用在长诗写作上，他是有野心的，他更愿意从整体上来架构自己的诗歌殿堂，以期给人一种气势磅礴之感。但这并不代表他不注重语言和细节。他的长诗之所以为人所关注，不仅因为题材，还因为他在写作中出示了具体的细节和生动的场景，否则，长诗也会显得空洞、乏味。他是以见证者的身份，在参与书写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新生。新世纪以来，梁平的几部长诗堪称大手笔：《重庆书》以诗人的个人经验为一座巴文化城市立传，《三星堆之门》则是为一段蜀地上失落的文明作注。写于2003年的这两部长诗，既有浓烈而磅礴的史诗气质，也不乏诗人在大时代的文化审美之意。

在《重庆书》里，梁平先对重庆这座城市进行了一场历史的考古，他书写的不仅是一部城市变迁史，也是诗人的心灵史。他用灵魂的细节填充街道与胡同的角落，也用生动的文字联结了这座城市山与水的交融。梁平说：“一个诗应该有自己的家园情结；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还应该有标志性的长诗为自己家园作出指认。”(3)在这种家园情结的感召下，诗人写下了《重庆书》，他渴望用现代史诗的形式，重塑自己的家园精神。在这部长诗开篇《扉页：城市血型》中，梁平就写下了极富气势的句子：“两江合围/十七道石头城门睡了/三千年刀枪剑戟埋在石头里/灰飞湮灭以后/一个城市的血型，渐渐清晰”。诗人从神秘的历史出场，引出了一座名为“巴”之城的厚重与大气，正像他在诗中所写：“以文字的象形/注释城市品格”。一座城市的品格，不仅建立在它的建筑和物质基础上，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底蕴里，梁平就是想以自己的文字，写出重庆城的品格与风尚。从东周的巴将军蔓子，到元朝的重庆知府余玠，再到清末民初的革命人士邹容和他的《革命军》；从抗战时期作为国民党的陪都，到解放后的新气象，诗人真正还原了重庆的历史。第二章，梁平从自己在重庆这座城市出生成长，到对其的了如指掌，再到自己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其中有悲欢，也有困惑，有对过去的回首，也有对未来的展望，这是为一座城市立传的地基。当他在第三章又回到历史的时候，则从时间的线性顺序发展，拓展到了空间的移步换景。诗人在重庆的那些遗迹和旧址上刻下了自己的精神胎记，那是他对重庆全部的经验。一座城市的演变，其实也暗合了人之变化与时间的流逝。第四章，诗人又将视角拉回到了当下的现场，他从生长于斯的人事和过往中，以旁观者的视野，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融入进了重庆这座城市的血液里，因为只有人的存在，才会让一座城市富有生机和活力。从诗人舒婷写《神女峰》到邻居娟娟，再到这座城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都无不暗含着诗人对重庆的眷念和真情。诗人在最后的《跋：作者独白》中写道：“城市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至关重要/这是我敬畏产床上剥离/每个胎盘的理由/我在这里生活，或者离开/我在这里快乐，或者忧伤/始终无法扔掉母亲给我的那件胎衣”，诗人与重庆有了生命关联，不管走到哪里，他对其都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意，如同故乡之于游子的那份牵联，任由何种阻隔，也无法改变这种地域血缘之亲。这种血缘里面，既有诗人所说的“胶着关系”，又有“抗衡关系”，这是诗人和重庆的精神写照，也是他探究城市血型的见证。

在《重庆书》中，梁平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史诗观：在书写中，既要有历史感受力，又要富有现代性经验，这与那种完全沉入历史的书写不同，他融合了更多现代性元素，以此来拓展史诗的精神边界。在另一部解读蜀文化的长诗《三星堆之门》中，梁平是带着责任感来为这一神秘的中华古文化招魂的，他说“对三星堆的崇拜缘于这个远古文明的灿烂和神奇”(4)，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也出于这一揭秘之目的，诗人从1929年春天的一个历史场景开始，将我们的思绪引向了八十多年前川西的一个小村庄里，燕家祖孙三人在锄地时挖到一堆玉石宝器，这一画面定格后，拉开了三星堆文化的盛大序幕。在诗中，有几个年份，对于三星堆文明的发掘来说至关重要：从1929到1933年，从1963至1986年，这四个年份，逐渐让三星堆文明浮出水面，并成为代表蜀地神秘文化的重要佐证。作为一段“失落的历史”，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奇迹”，它承载着一个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厚重，也寄托着一个诗人全部的精神遐想和理想期待。“如果我们真的可以从历史的偏旁进入历史/我们就应该站在三星堆辉煌的背后，让一束逆光打来/在这个时候，我们激动得有些发亮的眼睛自然会掠过一丝阴影/可以过滤眼里的幼稚、盲从，可以感觉到背心的阵阵发凉”。这是发现的喜悦，也是探索的惊奇。面对文化遗产，除了这些，我们还从各种细节里寻找到了历史的蛛丝蚂迹，这是进一步发现文明的拐点。从三星堆遗址里，考古学家们发掘了很多文物，有陶有玉，还有青铜，这最能代表远中华古文明的源头，它们是联结当下与历史的纽带。对此，诗人这样抒情：“陶有陶的话语/我们在陶的话语里游刃有余/玉有玉的情感/我们在玉的情感里行走自如/青铜有青铜的光芒/我们在青铜的光芒里抵达无限”。这是梁平对三星堆文明的历史感慨，但因为三星堆文化还没有解密，这个门并未完全打开，仍处于探索过程中。诗人深知这点，他在诗中没有像考古学家那样给出具体的答案，而是留给了我们更多想像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