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的人文教育

时代周报：民国时的大学虽然在水准上参差不齐，但还是有不少学校达到了“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程度，比如五四时期的北大，后来的清华，以及一大批教会学校都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这些高校在培养学生时，不仅仅注重专业技能，还对人文、公民教育极为重视，您能谈谈当时的人文和公民教育吗？

傅国涌：需要说明一下，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主要重视人文教育，公民教育不是重点。因为于公民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就已经完成，一个人得以进入大学，就意味着他已经完成了公民教育。中国的公民教育始于民国初年，1917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不久，中国就有了历史上的第一种公民教科书《公民须知》，是小学生的课本。1922年，这是中国基础教育体系建设趋于完备的开端。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套涵盖各个学科的“新学制教科书”，其中就有公民教科书。从那时到1949年，公民教育开始贯穿中小学阶段。我记得李慎之先生曾经做过学公民课的教师，他晚年回忆当年的情形，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这样一个公民教员。

时代周报：所以，人文教育主要集中在大学阶段？

傅国涌：对，大学时期比较重视的是人文教育。在当时主要的大学中，尤其是综合性大学都非常重视人文教育，比如北大、清华、浙大这些名校。比如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出身的竺可桢，本身并不属于人文学科，但他拥有非常高的人文素养，他对当时浙大学生的人文教育非常重视。他当时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叫做“不能只谋食而不谋道”，意指大学教育不能只注重物质层面，而应该多进行“人”的教育。他认为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精英，每一个人毕业之后都会成为所在领域的领袖，这种领袖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官员，而是一个行业的标杆。所以，他强调大学时期的跨学科教育、通识教育，一方面认为理工科学生应该拥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又认为文科学生应该了解基本的科学常识，这种教育方针背后就是一种人文教育的理念。

时代周报：这种人文教育是当时大学的主流吗？

傅国涌：对人文教育的重视在当时的高校是很普遍的，不光是浙大，还有清华、北大也是，甚至很多今天并非有名的大学在人文教育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比如当时江西的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是植物学家，但他在中正大学也很重视人文教育，他本人对文学也很喜欢。

时代周报：今天的大学也一直在鼓吹人文教育，这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呢？

傅国涌：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并非来源于某个专门的专业，某种工具性的技术，而是从人文教育中发展出来的。人文教育的中心在于对人的重视，学校的一切都在于培养精神上健全的人，包括校长在内的一切行政人员都要服务于广大师生，都要为人的培养而尽心尽力。今天的大学，官本位、行政本位盛行，行政官员凌驾于教授之上，这和人文教育和学本位的理念都是截然相悖的，也是今天的大学沦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时代周报：您刚才提到大学里行政与教学、官员与师生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其实民国以降，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已正处于正常关系的反面，国家一直占据优势地位，个体一直被置于劣势地位。李泽厚先生曾用“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说法概括五四时期的文化态势，是否可以说今天中国大学生的沉默便是这样一种文化作用的结果？

傅国涌：“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是八十年代流行的一种说法，我是读着李泽厚的书长大的，他的东西我也非常熟悉。不过，随着我对那段历史了解和深入，我发现这种说法基本是一个“伪命题”，这种说法在真实的历史面前其实是经不起考验的。即使是在抗战这样的血与火中，包括西南联大、浙大、复旦在内的一大批高校仍然保存了学术自由、以人为核心的基本价值。所以，今天的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可以把教育部下达的行政命令挡回去。

“救亡压倒启蒙”有一个基本前提在于认为中国近代始终面临着外敌侵的情况，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一切问题都要服从这个前提。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先解决自身的民族独立问题。这是对历史基本事实的一个误读，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为何这么说是误读呢？

傅国涌：李泽厚的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五四”做出的，“五四”的中心使命是启蒙。这一点在学界今天大致上没有什么争议，代表人物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精神领袖，毛泽东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胡适认为他是“五四”大刀阔斧、披荆斩棘的旗手，鲁迅认为自己是“奉将令写作”，这里的“将令”就来自陈独秀。陈独秀作为五四的领袖和象征是没有问题的。但恰恰就是这位领袖，由于他本人思想的转变，亲自抛弃了启蒙的道路，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启蒙者亲手掐断了启蒙”。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良英先生多年前就有这个看法，可惜没有受到知识界的重视。“五四”之后的中国并未遭遇重大的民族危机，“九·一八”事变是是1931年，日本全面入侵是1937年，但陈独秀他们一些人由启蒙转向革命可以追溯至1920年甚至更早的1919年下半年，所以，并不是什么“救亡压倒启蒙”。

当然，陈独秀等人于1915年前后甚至更早从晚清梁启超等人开启的启蒙道路，并没有因为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而马上终止，包括胡适、鲁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在捍卫启蒙这条道路，尽管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侧重面。从1919年到1949年，中国的启蒙道路一直在延续，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才可以理解民国时期那么多的学校为何能保持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近的状态，才可以理解当年的校长和教授为何会如此注重人文教育，才可以理解当年的大学生为何具有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激情、正义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