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派（考证派）
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红学派别是考证派红学。“考证派”主张“自传说”。“自传说”又分两派：一派认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于此建立“自传说”的是胡适、周汝昌等；还有一派认定《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另自有人，古人有“吴梅村说”、“曹一士说”，近人有“抄写勤说”、“曹頫说”、“石兄说”、“洪昇说”等等。
考证派红学的创始人是胡适。当然不是说胡适之前没有《红楼梦》考证，索隐派红学也不能完全避开考证的方法。但把《红楼梦》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赋予红学考证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逐渐发展为一种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学派，确实自胡适的著作《红楼梦考证》出版开始。
从今天的眼光和已经掌握的红学知识来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错误是很多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不到一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就竣稿了。在研究方法上，两者都用的是考证学的方法，但所选取的内容、侧重点大为不同。根本不同点在于一个为历史考证，一个为文学考证。胡适在《考证》中着重解决的是《红楼梦》的作者和年代，基本上属于历史考证的范畴，俞平伯的《梦辨》，重点在辨析《红楼梦》本身的内容。这一点，顾颉刚在《红楼梦辩》的序中讲得很清楚：“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见；但我和平伯都没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
而考证派红学的中坚、集大成者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以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为主，却又不限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脂砚斋的批语、后四十回的续书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文物等，周汝昌都试图考其源流，辩真伪。总的看，考证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周汝昌颇多真知灼见，于版本、于脂批、于文物，虽不乏创见，但主观臆断成份经常混杂其间，减弱了立论的说服力。最突出的是认为脂砚斋是史湘云，无论如何与脂批的内容接不上榫。周汝昌先生的坚持己说，反映了他的红学体系的封闭性。他主张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不属于红学范围，置考证派红学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正是学术宗派的所谓“严家法”。周汝昌先生自己或许并未意识到，他这样做，实际上局限了包括考证在内的红学研究的天地。
红学考证的范围，胡适最早提出的作者、时间、版本三项，周汝昌加以具体化和理论化，确认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为考证的主要对象。现在材料危机在曹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版本学、脂学、探佚学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考证派红学家以红学考证的意义，一般都能做较客观的估计。胡适说他的考证只是做了一点扫清障碍的工作。就研究红学的学术兴趣而言，考证家们可情有独钟，如果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考证因客观材料的限制无法进行下去，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未必再愿意涉身红学领域，红学本身也不会像考证派盛行时期那样火。
红学考证达到高潮是1962年对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这是一次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是对红学考证队伍的集中检阅。无论动员的规模，造成的声势，还是达到的深度，产生影响，都为自有红学考证以来所仅见。讨论结果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彼此论点得到了澄清，使论证在现在材料基础上被逼得大大深入一步。
在这以前，如果说红学考证处于不断展之中，并在1962年至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形成高潮，那么，这以后红学考证便从高峰上跌落下来，逐渐走向平淡无奇的道路，至少对曹雪芹生平事迹和家族历史的考证是如此。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文革时期”传统的考据方法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而遭到“革命”有关。更主要还是考证派红学自身出现了危机。
考证派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包蕴着三大致命的弱点，这些弱点随着时间流逝，非但没有克愈反日益突出了。史料是考据的生命，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完全受材料左右和限制，而新史料的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挖掘也有其极限，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几经战火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史料之源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考证工作面临着僧多粥少，时常无米下锅的困境。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研究势必陷入停顿。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从事考据工作的学者，往往耐不住冷清，渴望着新材料的突然降临，遂产生“材料恋”意识。一旦摸到些蛛丝马迹便萌生“很可能是真的”的心理定向。于是以假当真的事时常发生。另一方面，一些古董商或因好奇而善弄恶作剧的人为了某种利益，故弄玄虚、以假乱真，把伪材料塞给红学界。正是这种“材迷心窍”与“财迷心窍”的结合造成了红学研究的一场场闹剧，败坏了考据派的名誉。
考据派以校勘、训诂、考证等治经学和史学之法研究小说，只能在考证作者、校定版本的有限范围内发挥其长。一旦将其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形象的世界，便不免捉襟露肘四处碰壁。道理很简单，史学的思维与艺术创作的思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作品中大量虚构的故事情节很难用史料坐实。因此，用治史的考据方法，研究文学这一方法移植的本身就限制了自身的势力范围，暴露出了这一派学术方法的局限。
研究问题的碎细和推证过程的繁琐是考据派的又一致命弱点。有关曹雪芹生平、创作的材料极为有限，只好在外围边缘作战，搜觅枝梢末节，史料搜集往往距有价值的核心区域愈走愈远，愈考愈细。如曹雪芹的祖籍已上推至十几代的祖宗，还有继续溯而上之的趋势，追到武阳--灵寿--徐州，直到曹操。即使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对几十代之后的曹雪芹又有何必然的联系？文学研究变为纯历史的研究，家谱的研究了。这种研究因愈来愈远离曹雪芹和《红楼梦》，故极易导致考证的繁琐，观点常常淹没于繁杂的材料堆中。同时在“僧多粥少”的情形下，谁要拥有新史料，不管其价值大小，只要真实，便占有了名誉、地位。小材料作大文章、大著作，小材料成就大学问家的事不为鲜见。这无疑也诱导红学考证日趋碎细繁琐。
研究方法的碎细繁琐往往形成研究者的学术目光狭小，见木不见林，防碍对已知材料作整体、系统的分析把握，不能高屋建瓴地从全局观照局部细节，这样势必影响对具体史料辨别的真实、准确程度，因而，也难以发挥已有史料的效率，造成宝贵史料的无形浪费。非但如此，考证派中愈来愈严重的门户之见，往往助长那种不顾客观实际，因人废言，因我立论的主观主义倾向，从而在使用史料时，唯利是取，不利者则弃之不顾。这种不良倾向严重影响了论证过程的整体性、系统性、客观性和科学性，造成各持一端、争论不休、终无突破、空耗时日的学术悲剧一幕幕地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