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上海，分别经历了4年的“孤岛”时期和近4年的沦陷时期，茅盾、沈从文等大家的隐退离开，留下了真空，为爱玲的崛起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时代背景，难怪柯灵评价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对于爱玲有知遇之恩，且熟知她来龙去脉的柯灵，为爱玲的成功做出了极为客观、堪称画龙点睛的评价。

爱玲走红上海文坛之后，有许多赞美她的文章相继问世，其中，有两篇对于爱玲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篇是对爱玲极尽阿谀赞美之能事的，胡兰成的《评张爱玲》，另一篇则是化名为“迅雨”的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后者堪称关于张爱玲文学创作评论中最全面、最客观的经典之作。傅雷先生放下手头正在翻译的世界名著，而给予爱玲的文学作品中肯且到位的批评，一方面可见爱玲的影响力之大，另一方面也可见当时文坛大家们对于下一代的关心和爱护。在这篇评论文章里，傅雷先生高度评价了爱玲小说技巧的娴熟，同时也站在理论的高度，科学并艺术地对其反复出现的风格及技巧，提出了善意并严肃的批评和忠告：“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结果，竟成了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和趣味，仿佛就在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物上……一种题材，一种内容，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去适应。所以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心灵探险史，往往就是和技巧的战斗史……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也扯不到张爱玲女士的身上。”在众多的评论文章中，很少有人能像傅雷先生这般既中肯地参悟出张爱玲小说中的艺术风格，又这般尖锐地指出作品的流弊和缺陷。此文一出，立刻像爱玲的小说一样地震动了文坛，同样也震动了一直被舆论和追捧高高举起的张爱玲。曾经，她把那些赞扬她的文字全部仔细地贴在本子上，像收藏宝贝一样地留存着，并乐此不疲地享受着其中的快乐，对于傅雷的当头棒喝，可能对于年轻气盛、心高气傲的她来说，难免一时间无法全然接受。于是，不太服气的爱玲，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开始了反击。1944年7月，爱玲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随笔《自己的文章》，为自己进行辩解的同时，也详尽地介绍自己独特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在形成文艺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起到如何重大的作用：“《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是在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着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这文字中，透露着几分小女生的委屈、娇嗔，也内涵着几分不服气。可是，连爱玲自己都没有料到，这种反驳只是青春年月里的一种意气用事，几十年后，当她徜徉于中西文化之间，并且饱经人事颠簸之时，竟然对自己的小说提出了比当年傅雷还要尖锐深刻的批评。

—— 纵使一个天才，也需要留足够长的时间，静等她成长且成熟。

纵观历史上战胜无数大男儿，成就伟业的小女子，无非拥有了一个极其鲜明的特质，那就是她们可能比常人更善于创造并攫取机遇，大男子主义甚重的人，也许认为她们只是投机取巧、工于心计之辈，然而，就算是她们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能精准地抓住这“机”和“巧”，也非常人之功！这背后需要的眼力与积淀，又怎是一个“机巧”能了得？并且，张爱玲的世纪也不只是属于她一个人的，透过她的背影，我们看得见汪宏声、梅涅特、柯灵、周瘦鹃这样的伯乐，炎樱、姑姑张茂渊这样的知己，黄逸梵、张子静这样的至亲，甚至，我们都能看到那个在爱玲的文学作品里屡屡被作为恶父典型的纨绔大少张廷重—— 一个世纪，到底不是一个人的世纪；一份成功，终究也不是一个人的成功。

借用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里的这句“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形容她自己，再恰当贴切不过了。“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张爱玲以及张爱玲的世纪，全由她一手创造，旷世的才情和快乐，也一样地恣意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