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大学中崛起的“第三代”诗人

2012年05月03日 10:13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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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被云南大学录取，请一个朋友冒名通过了体检。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1980年，昆明《滇池》杂志发表了我的《记忆》，这是我的诗歌第一次在国内的公开刊物发表。

1981年，我开始参与在中国各大学兴起的“大学生诗派”的活动。重庆的《大学生诗报》在80年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民间刊物，它将全国大学的重要诗人都联系起来。我被这份报纸称作“大学生诗派的旗手”。并通过这份刊物与后来被称作“第三代”的诗人建立了联系。没有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诗派”，就没有后来的第三代诗人。

8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坚冰在被打破，启蒙、思想空气活跃，敢为天下先，使命感，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是时代的潮流。大学生是那时代的青年精英，并非今日的枯燥试卷培养出来的豆芽，集中了这国家最有思想和创造力的青年。当时中国最有创造力的一群诗人在大学里，但不是什么学院派，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嬉皮士，最先穿牛仔裤、留长发、跳迪斯科、听摇滚音乐、热爱崔健、谈论性解放和黑色幽默。值得一提的是，朦胧诗一代恰恰没有这些举动，他们的穿着像老干部，喜欢用美声唱前苏联的歌曲。

与韩东意见分歧，疏离《他们》

我与韩东是在1984年左右认识的。当时封新城在兰州大学办一个叫《同代》的油印刊物。第一期发表了我、韩东、海子等人的诗。那时候兰州是中国先锋派诗歌的堡垒，张书坤在那里编《飞天》的大学生诗歌专栏。第三代还没有出现，但许多第三代诗人都已经在《飞天》抛头露面了，当时《飞天》可不得了，我们的作品在中国基本没有什么刊物会发表，就那里敢登。我在《飞天》发表的作品获得大学生诗歌奖，使我与许多大学里的未来的第三代诗人建立了联系。

《同代》出来后，我接到韩东的信，和我商量办一个刊物，我很高兴，回信帮他取了一大堆名字。后来把诗也寄去了，还寄了100元人民币，刊物是大家联合出钱办的。我们没有说过主编的事情，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你署名主编意味着出了事情就要负责。所以《他们》创刊号署名主编付立，是集体化名。

《他们》创刊号目录前面有一首诗，每一句说的是一个诗人，例如“南京的韩东有钱上得了赌场往后全凭运气”，“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有人断言南京的付立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等等。创刊号还有一个副标题，“他们文学社内部交流资料”，我认为我们是心照不宣地编一个朋友刊物。

《他们》当时的想法是轮流编辑，第6期是我编，稿子都已经寄到了昆明，吕德安的钱也寄来了，但韩东寄来的南京的某些稿子我不喜欢，主要是新人的，我就和韩东展开通信争论，两个人都很固执，我后来把稿子退回去了，没有编这一期。我当时倾向办少数同人的刊物，保证质量，更纯粹，而韩东想尽可能多地扶植新人，这是我们的分歧。第5期开始韩东已经扩大了《他们》的作者，第8期我没有参加，作者多达34人。

后来《他们》发展成了四十多个诗人的大团体，我也就逐渐与之疏远了。1995年《他们》出版第9期，最后一期，《他们》结束。

口述：于坚采写：记者张映光

■记者手记

1985年春，酝酿了一年的《他们》出版。在诗坛引起巨大反响。《他们》的创刊成为第三代诗人崛起的重要标志。其领军人物于坚、韩东也成为“第三代”的代表性诗人。1986年，《诗刊》发表于坚组诗《尚义街六号》，该诗对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口语写作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于坚的名字从一开始便与1985年兴起的先锋运动紧密相连，1998年发表的《飞行》与1994年发表的《0档案》至今被人认为是中国当代诗歌探索的最前沿作品。

但是，进入21世纪后，于坚却旗帜鲜明站在“先锋”的对立面，开始更多地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如今的于坚在一般人看来已经与那个在80年代冲在先锋队伍最前列的旗手判若两人，但在于坚看来，他并没有变。“尽管我们的对抗不是与时代的直接对抗，但在80年代那种气氛，任何人回避与时代的直接碰撞显然都是不自然的。只是现在看来，我们把时代看得太重了，但那种对抗当然是值得的，是永远值得怀念的。”于坚说道，“其实，我一直没有变。只是在不同阶段我会写不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