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女子胜男 毛主席赠诗

2012年03月05日 11:21
来源：新闻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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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一案”

将文坛变成大舞台

丁玲一案，整整两年时间，一波三折，峰回路转。两年中，也将中国文坛变成一个大舞台。不论名满天下的前辈，还是初涉文坛的后生，纷纷扮演一个角色，万般生动。

1955年丁玲事发，即因康濯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一些问题”。康由此进入中国作协五人肃反小组，继而再成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但是，到了1957年鸣放期间，丁玲的案子眼看就要翻过来，此时，康濯心生悔意，在会上洗刷自己：“我一提材料，就说我起义了，位置就这么摆了，摆了我就下不来。”此语引起郭小川极大不满，在日记中称其发言“令人作呕”，“此君的自我保护欲十分之强，斗争一尖锐，就又露出他的嘴脸来。”未久，风向转了过来，康濯急忙再度调整形象，作了另外一个重新严厉批判丁玲的发言。据说，韦君宜不顾压力，当即就“大声批评康濯反复无常”。

另一个在斗争中与丁玲“反目”的密友，是陈学昭。她指证丁玲不单讲过检查《文艺报》即是整她，讲过“一本书主义”，讲过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甚至讲过“周扬卑鄙无耻”、“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

郭小川在批判丁玲的过程中，态度是那样鲜明、坚决，即使自己关起门来悄悄写的日记，也没有流露犹疑和同情。

中国影剧史上德高望重的夏衍，批判时出人意料地谈起了丁玲的私生活，称当年在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这时候雪峰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戏剧泰斗曹禺发言：“丁玲同志是老作家，老党员，过去我对她期望是大的。但我也觉得她骄傲自满，很不谦虚……”

老舍的发言：“丁玲同志，我以前尊敬过你，我爱党，爱作协，现在你反党，破坏团结，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为你是‘朕即文学’，没有你不行，我看没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过自新……”

也有另外的方式，例如孙犁。1986年3月7日，丁玲去世的第三天，孙犁写下《关于丁玲》，其中回忆：“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在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

据认为一贯与丁玲彼此也颇有些“相轻”的赵树理留下了一个记录。那是1957年6月6日关于纠正丁陈错案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刘白羽对1955年的工作“失误”做了说明后，赵树理说了一句：“白羽谈起来，好像都是误会。”

“四十年沉冤，

这次大白了！”

时间越过了“大跃进”，越过了“右派”摘帽，越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0年后，不为人知的丁玲，从北大荒、秦城监狱、山西老顶山公社嶂头村，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

白发苍苍，两颊松垂，一个邻家老太太。

老去的不仅仅是容颜和外表，逝去的也岂止是时间和岁月。

1955—1957年挨整期间，丁玲认过错，却从未低过头。

1963年，“右派”摘帽工作开展过程中，丁玲从北大荒给她的“死敌”周扬写思想汇报时这样说：

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党根据自一九五八年我到农场以后，五年多来的一贯表现，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对党的态度等，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准许我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我向党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

多么可怜的措辞和语气！ 这是那个傲人的丁玲吗？但是，命运的捉弄终于使这个人丢掉了骄傲。她竟然开始耍起了“心眼儿”！1978年，“四人帮”倒台两年后，为了能回北京，丁玲深谋细虑，一封又一封地写信给只身去北京“活动”的丈夫陈明，巧为布置。

“这些文章(前一封信，她说打算去一趟北大荒，搜集素材，写写王震)还是容易出货，现在要拿货，长篇可以留着慢慢写。你若有文章见报，人家不管你写得好不好，只注意你是‘出’来了。……老说治病，人家就怕麻烦，我不治病，只要去了，就能治病嘛。你有劲头，人家也愿帮忙。我去东北，找王的材料，写王，他为什么不帮忙呢？”(12月16日信)

“我想你走前去看看周伯伯(指周扬，此处是借用子女们对周扬的称呼)也可以。只说你去北京的目的和情况，说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有些影响，还不十分重要。将来也还是要见面的。假如我去，也会看他的。反正他也受了‘四人帮’的迫害，就表示一点对他的同情罢。”(12月21日信)

1979年7月18日，丁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所写的《重印前言》，在《人民日报》发表。重新亮相于党报，意义非常。她在里面以极其饱满的热情缅怀和称颂了毛泽东。“文章发表后，张凤珠去友谊宾馆看她，对她这种心情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说：看来这20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

重新回来的丁玲，终于在政治上成熟了——在70多岁的时候。

为回北京而奋斗的那些日子里，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唯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心比天高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四杰”之一的丁玲，此刻只存下一个念想了——为儿孙计，为亲人计。

1984年7月25日晚10时，陈明先生得到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批准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翌日，“在医院中”的丁玲获知此讯，脱口而出：“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这次大白了！”

在她心中，一生的厄运，并非从1955年算起。

她随即取来录音机，留下这样一段话：

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京逝世。

“丁玲”这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927年(短篇小说《梦河》)；是年，她23岁。51岁以后，“丁玲”基本停止了写作。在全部82年人生中，作家“丁玲”，只存在了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