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女子胜男 毛主席赠诗

2012年03月05日 11:21
来源：新闻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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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细细品味一下，四人当中，鲁郭茅基本或主要是作为“五四”那时代的新文学代表人物，走出“五四”的之后的文学新阶段，受“国际公认”的作家实际上只有丁玲一个人。对此，两位同行者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这真是难堪到无法表达的滋味。

1955年以前，丁玲所给予别人的，常常就是这种滋味，它为后来发生的一切蓄足了能量。

这个女人心高气傲、

嫉恶如仇、精神强大

新文学以来，女性作家即为一道醒目的风景。20世纪上半叶，我们在其中次第看到了“四杰”：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这四人个性迥异，风格截然。冰心文雅、善良、博爱，绝对正派，她将这种品性一直保持到生命终头——从文章到做人。萧红，极度感性、细腻，充满灵气，像一个精灵，她是“四杰”里最富天才气质的人。张爱玲，混和了现代大都市的新锐和旧式的贵族的高卓与孤傲，她远离了人流，却对生活看得最透。

那么丁玲呢？

大器，大气，这是谁都没有而她独有的气质。说到技巧，丁玲很高，但其他人尤其萧红和张爱玲也不弱，甚至更强。明显在于笔力。丁玲的笔力，遒劲、浩大、坚实、强烈、辛辣。她很女性，然而绝无一丝女儿态。惯常的或者说由男性文化长期调驯出来的女儿态，无论思想主题还是言语口吻，冰、萧、张都有一些，唯一没有的是丁玲。

这是一个奇女子与生俱来的格调，并非30年代“革命”了以后，或在延安聆听了《讲话》以后才发生的转变。至今我仍认为，作为一个女人，她身上的基本气质“很不中国”。

她的语言，来自性情，绝不来自临摹或者追逐。这是一个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对社会对人性对生活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她的写作，不存在缺少现实针对性的问题，相反——在我看来——可能恰恰缺少一点点与现实的距离，增加一点点距离，她的作品也许就更悲悯宽厚，她的处世乃至遭遇也许就稍见裕和；然而困惑是，倘如此丁玲就不再是丁玲。记住，这个女人心高气傲、嫉恶如仇、精神强大。

她的个性，不单毫无温良恭顺、俯首低回的传统的中国女儿态，连传统中国男人所擅长的虚与委蛇的心态和行径，也被排斥和蔑视。她原本是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长久以来，她谈吐畅快，举止豪放，笑怒随意。她生命中的苦主之一刘白羽，这样描述1937年第一次见丁玲时的印象：“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这笑声，也会出现在某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但丁玲不是；丁玲如此，主要是极其自信，对自己的才华和内心极为骄傲。

自信、骄傲，甚至达到那样的程度：不把任何权贵放在心中，以为凭手中一枝笔，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为丁玲赋诗一首，

唯一一次以诗赠作家

1957年夏丁玲落入命运谷底时，曾私下对儿子蒋祖林讲：“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微露悔意。“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少，周恩来、陈云、贺龙、邓颖超、康克清等；但首先是毛泽东。

丁毛之间，除开同乡之谊，更有贴近的私人关系——丁玲的一位老师陈启明，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丁玲本人，曾在长沙暑期补习班期间，与杨开慧同学。1936年，丁玲从南京脱离国民党控制，曲折抵达延安，与刚刚完成长征的红军、毛泽东聚首，极受重视，得到高规格接待，当晚专为她举行欢迎晚会，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均亲自赴会。毛泽东并且专为丁玲到来赋诗一首：“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此系毛唯一一次以诗亲赠作家，荣宠莫甚。丁玲所受待遇，除了名作家身份，除了她的到来对于日后知识分子大量涌来具有的象征意义，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私人渊源，不能说毫无关系。后来，1942年整风中，毛泽东将她与王实味区别对待，放过一马，也不能说与这层私交毫无关系。如此特殊关系，丁玲的表现是历来不加积极运用。

毛泽东所赠诗句，有诗意化的过誉，但也许丁玲的内心所读，却颇以此自诩。其心理根据有两个，一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普遍自命的“启蒙”的社会角色，一是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荣誉与抱负方面所特有的性别意识。这两个心理根据，足以使丁玲觉得一枝“纤笔”，可以所向披靡，成就极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