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2011年11月11日 10:21
来源：博客中国 作者：北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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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推崇菲野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但这首《列宁格勒》却让我失望，粗糙马虎，居然丢了关键的一段，或者说把两段合并了：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死者声音的地址。(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开篇就有很大的问题：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再看看刘文飞的译本：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在这里，菲野和刘文飞都犯了相似的毛病，其中三个关键细节：眼泪、静脉、腮腺炎，要不误导要不干脆抹掉了。第三段第二句：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菲野译)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刘文飞译)菲野把沥青(或焦油)译成油脂，把蛋黄译成黄土了，而刘文飞把不祥泽成暗淡无光了。最后再看第六段：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菲野译)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刘文飞译)这会让读者误解为某种直接的暴力事件，其实诗人指的是拽响的门铃，是一种虚拟状态。

至少从我这个证人的角度来看，杨译本没那么离谱，但也有些不必要的添加物，比如：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人家没提到美味，非要加入译者的味觉。另外，第二段：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把河边路灯的鱼肝油译成鱼肝油般的灯光，把暗喻变为明喻，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总体而言，杨子译本的缺点是句式长，显得拖沓。

我知道我这一路写下去，会得罪更多的译者。我和其中大多数素昧平生，翻译又不是我本行，偶尔涉足而已。说来我是为汉语诗歌翻译的颓势而痛心，而这又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危机相关。但愿我能抛砖引玉，和更多的同行一起在中国翻译界和文学界重建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

《列宁格勒》以强烈的乡愁开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这三个细节简直绝了，把个人和城市，把身体和乡愁连在一起：眼泪——人类最原始的悲哀，静脉——生命之源以及对熟悉的街道的暗示，童年的腮腺炎——往事最个人化的记忆方式。而这乡愁伴随着某种紧迫感：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吞下这个动词用得妙，和河边路灯的鱼肝油相呼应，展示了漂泊者那迫不及待的复杂心情。在这里，味觉成为乡愁更深层的记忆。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说的："然而，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为虚幻，却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滴上坚韧不拔地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

这不是普通的还乡之旅，不祥之兆开始出现：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蛋黄显然是落日，在北方的十二月，太阳暗淡，升不了多高就落下；而沥青是现代都市的象征物。在前三段的层层铺垫下，音调突然骤变：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在这里，直白代替了意象。作者用呼喊把全诗推向高潮——绝望与抗争。电话号码和地址成为他和这城市最后的联系，成为我还不愿意死的理由。甚至不仅仅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死者。我们注意到，他在这里用的是彼得堡，和题目列宁格勒相对立，显然是在用他自己童年的彼得堡，来否定官方命名的列宁格勒。

全诗是这样结尾的：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敲打我的太阳穴。／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显而易见，表现了作者的现实处境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可爱的客人让人想到厄运——那些命中注定的不速之客，而把门链与镣铐并置，进一步强化了可怕的结局。不幸而言中，三年半以后诗人果然锒铛入狱。

在我看来，《列宁格勒》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正是这首诗，使曼德尔施塔姆立于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行列。其意象奇特精确，结构完整，有一种建筑的稳定感；而音调丰富转换自如，用节奏上的停顿和微妙的辅音对俄文的歌唱性加以限制。童年往事与乡愁、都市变迁与旧址、不祥之兆，对死亡的否认和面对厄运的勇气，无论感情的爆发力与控制力都恰到好处。这首诗后被谱成歌曲，在地下流传了很多年。

三

曼德尔施塔姆从阿美尼亚旅行归来，于1930年12月回到列宁格勒。《列宁格勒》一诗正写于此时此刻。他找到作家协会，希望能得到工作和住处，但发现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据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在回忆录《希望反对希望》中记述：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头头坚定地对他们说："曼德尔施塔姆不能住在列宁格勒。我们决不给他一个房间。"

这是曼德尔施塔姆一生的重大转折。自1920年以来，他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只能靠翻译和朋友的接济。1923年冬天，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正在干些什么?为挣钱干活。巨大危机。比去年要糟多了。好在我有所进步。越来越多的翻译和文章......世界文学出版社令人讨厌。我梦想辞掉这无聊的活计。夏天我最后一次为自己写东西。去年我也常常如此。今年——完全不行......"

自1925年到1930年底，他整整五年没有写诗。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散文和小说，其中包括：回忆录《时间的喧嚣》(1925)、中篇小说《埃及邮票》(1927)和随笔集《第四散文》(1929)。

半年的阿美尼亚之行是这一转折的开始。亚洲地带的粗犷和细腻(特别是语言中那些微妙的辅音)，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震动，与他崇尚多年的欧洲文明的影响构成互补关系。1930年10月，他重新动笔，诗风大变。他放弃早期诗歌中言必称希腊的新古典主义倾向，更直接地处理现实经验，拉开了他后期诗歌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