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那一夜我记忆犹新。月光照在窗户上,炉子上的水壶嘶嘶响。我们谈到革命,谈到十二月党人,谈到俄国文学。我哈欠连天,一凡却毫无疲倦的意思。他脸部线条分明,目光坚定。我当时暗自感叹,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1975年初,一凡锒铛入狱,据说卷入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其实完全是子虚乌有。由于一凡对抄录文字的热衷,我也被卷入进去。那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我做好被捕的准备。第一次经历的恐惧是刻骨铭心的。半夜有汽车经过都会惊醒我,再也不能入睡。我那时终于懂得: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
由于一凡入狱,从他那儿借来的《人·岁月·生活》第四卷无法归还,我正好用来在地下渠道流通周转,换来了不少好书。这本书竞成了我革命的本钱。
两年多后一凡出狱,我赶去看望他。他从后院小屋搬到前院,处于父母和保姆的监控之中。他已经不再会走路了,深陷在藤椅中,但乐观依旧。问起他狱中的景况,他轻描淡写,摆摆手,似乎只是出了趟远门而已。
我常想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序言中写道:"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入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依我看,爱伦堡说的是外在的命运,其实还有一种内在命运,即我们常说的使命。外在命运和使命之间往往相生相克。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要多少受苦的,必然要与外在命运抗争,并引导外在命运。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曼德尔施塔姆并非先知先觉,只不过他有使命感,非要以自身的实践穿透历史的逻辑。
其实在《人·岁月·生活》爱伦堡也谈到曼德尔施塔姆的使命感:"我曾谈到生活上的轻率和艺术上的严肃之间的矛盾。但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十九岁写过一篇谈弗朗索瓦·维永的文章,他寻找理由替残酷时代的这位诗人动乱的一生辩护:‘可怜的小学生'以自己的形式捍卫诗人的尊严。曼德尔施塔姆是这样描写但丁的:‘对我们来说是无可指责的风帽和所谓鹰形侧面的那种东西,从里面来看则是难以压制的窘困,是为争取诗人的社会尊严和地位而进行的纯普希金式的、低级侍从的斗争。'这些话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自己:许多荒唐的、有时是可笑的行为就是来自‘难以压制的窘困'。"
现在想想一凡关于养活诗人的想法幸亏只停留在"初级阶段",否则对他本人对中国诗歌都是灾难。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生来注定是受苦的,但绝非为了自己。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写过这样一句诗,让我永生不忘:"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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