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2011年11月11日 10:21
来源：博客中国 作者：北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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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继续沿用祈使语气：我们愿和睦相处——一瞬或一世纪。可以理解为诗人愿与时代和解，但紧接着急转直下：／羡慕那急流的仓促，／我愿在漂流木头的树皮下／倾听年轮纤维的扩张。这一转折是对和睦相处的否定，显然诗人最终的使命是冒险，随急流一起沉浮，并在漂流木头之下(即处于被淹没的状态)，倾听年轮纤维的扩张。砍下的树木年轮不再变化，但在河水的浸泡中纤维仍在扩张。暗示了外在时间和内在时间的对立和紧张。这无疑是全诗的高潮，展示了诗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以及为苦难见证的决心。

1934年春天，被改判为三年流放后，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来到乌拉尔山区的切尔登市。那口才，他已患精神分裂症——从医院的窗户跳楼自杀未遂，幸好只摔断了胳膊。由于布哈林的干预，他们搬到俄国南方"黑土地"的心脏沃罗涅什。没有固定收入，娜杰日达不得不去莫斯科打工：挣钱，但仍处于饥饿线上。1936年2月，阿赫玛托娃和爱伦堡分别来探望他们。

他们在沃罗涅什有相对的自由，结识了不少当地朋友，并得到尊重。那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从1935年底写给妻子的信中，我们多少可以领略他们的生活状态："除此之外，什么也别做。我不希望你变成一个到处找工作的人......至少，1月20日之前，我们可以在沃罗涅什见面。我们可以因沃罗涅什而心静。可惜啊!两人一同在此——就是一个冬天的天堂，就有难以描绘的美景......清早，我在半分钟路远的近处租下一间房，房间里带有母牛、沙发、布罩、留声机喇叭和仙人掌。我们住在兹那河高高的河岸上。河很宽，要么是显得很宽，像伏尔加河一样。它流进了蓝色的森林。俄罗斯土地的柔美与和谐令人心旷神怡。"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创造进入高产期，他在三个普通笔记本上写满了诗，后被称为《沃罗涅什笔记本》。那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写作，与作家和批评界绝缘，与所有读者绝缘。不少俄国和西方的学者认为，那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高峰。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真正的高峰是以《列宁格勒》为代表的时期(1930－1932)。《沃罗涅什笔记本》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中，无疑拓展了一种新的向度——土地与命运，是向俄罗斯诗歌传统的致敬与回归。但由于疲于奔命，由于病痛和贫困之苦，由于没有必要的反馈，他的这组诗歌缺少《列宁格勒》所展示的那种建筑般的精确与完整，缺少感情爆发力与控制力所特有的平衡。

1937年5月16日，曼德尔施塔姆刑满释放。但按规定他不能住在任何大城市，只能在莫斯科边缘的小镇漂泊。他偶尔去莫斯科，从朋友那儿得到口粮和钱。那是他生命中最后的自由时光。1938年春，他和爱伦堡在莫斯科最后一次见面时，爱伦堡脱下自己的皮夹克给他，尽管很不合身，他一直穿着它去海参崴，直到生命的终点。

1938年5月1日，曼德尔施塔姆再次被捕，罪名是"反革命活动"，被判处五年徒刑。其实这与他写给苏联作协总书记的一封信有关。由于长期没有稳定生活来源，他希望能得到作协的帮助。而作协总书记写信给内务部人民委员告状，并附上作家巴甫连科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的鉴定意见。巴甫连科明知后果，落井下石。而导致他最后入狱，又与布哈林遭到清洗有关，从布哈林家搜出曼德尔施塔姆给他的亲笔信和赠书。

1938年9月7日，他被押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一个多月后才到达海参崴。路上他备受煎熬，精神崩溃。他被关押在海参崴的劳改营中转站，饥寒交迫。1938年10月，在最后一封给他弟弟的信中，他写道："身体非常虚弱，弱到了极点，瘦极了，几乎变了形，我不知道，邮寄东西、食品和钱还有没有意义。还是请你们试试吧。没有衣被，我被冻僵了。"

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施塔姆死于海参崴中转站。家属没有接到任何通知。1939年1月30日，寄往海参崴的包裹被退回。娜杰日达清楚地记着这个日子，因为就在同一天，全国各大报纸公布了荣获勋章的作家的名单，巴甫连科就在其中。

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流传后世，是由于一个普通的俄国女人——娜杰日达。他们在1919年内战时相识，1922年结婚。娜杰日达陪伴他度过了后半生，包括那些流放的艰难岁月。曼德尔施塔姆死后，她作为"反革命家属"，一直受到歧视，靠教英文和翻译为生。三十年过去了，曼德尔施塔姆早就被人们遗忘了。1961年，娜杰日达和另一个女人，发表了她们藏起来的手稿，并通过回忆录勾勒了后期的曼德尔施塔姆。娜杰日达庆幸她对时间的胜利，按她自己的话来说，基于"对诗歌内在的价值和圣典般属性的信念"。1980年12月29日，娜杰日达在莫斯科逝世。

1987年曼德尔施塔姆在苏联正式得到平反。

十

我最后见到赵一凡是1987年早春，我不久去了英国。1988年一个夏日的早上，在英国杜伦(Dudlam)得到一凡病故的消息，我顾不上做客的英国朋友和家人，躲进厨房号啕大哭。

记得最后一面，我们几乎什么也没说。他那时是三月文化公司的老板，被手下的人围着团团转。他的办公桌上文件堆着山，不时有人插进来说话。他看起来很累，一只手支撑着那硕大的头颅，勉强地向我微笑。一凡办公司这件事一直让我困惑，直到一天夜里，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好几个小时，他才和盘托出办公司的真正想法——他要把诗人们"养"起来，给他们出版诗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一句话，让他们好好写诗。我有点儿受宠若惊，但同时也怀疑实现这种乌托邦的可能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大约在1973年冬天，我跟一凡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那是一凡事先计划好的，让我留在他家过夜。我们谈到各自的经历。我那时的生活平淡无奇，三言两语。相比之下，一凡的生活充满传奇色彩。他由于自幼跌伤致残，长年卧床，三岁背唐诗，五岁读《三国》和《西游记》，八岁读《鲁迅全集》，十二岁就自己写作，并出版成书。一凡的父亲是老干部，他从小就跟父母南征北战，去过苏北和鲁南等根据地。革命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也许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的政治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