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举《情歌》中表述的在爱情生活中所感受的喜怒哀乐的情绪，所品尝的酸甜苦辣的滋味，是在一般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中都会出现的。这也使诗人和广大群众在感情上有了相通之处。
对于仓洋嘉措，西藏的两股政治势力，从不同的方向，对他施加着强大的压力。扶立仓洋嘉措为达赖喇嘛的触者桑吉嘉措，告诫他要烙守清规，不犯戒律，潜心读经。这在《桑吉嘉措传和《仓洋嘉措秘史》中都有明自记述。这显然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中，不给对方以口实。另一方是拉藏汗，则借仓洋嘉措的“荒唐行为”，极力进行攻击，说桑吉嘉措所立的不是真达赖。总之，各方的非难和攻击，一齐落到仓洋嘉措的头上。对此，诗人并没有屈服。他一方面向他的亲教师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表示情愿交出“达赖喇嘛”这顶桂冠；另一方面，还用自己的诗歌作出了响亮而有力的回答：
“人们说我闲话，
自认说得不差，
少年我的脚印，
进了女店主家。”
（同书第61首）
这和另一首：“老狗长满毛须，心比人还伶俐。奠说我曾夜出，莫说破晓才归！”比起来，后者显然是初期写的，表露了诗人生怕自己的行为被别人知道的惴惴不安心情。而前者则是诗人对自己的行为直认不讳，同时对那些责难给以强力的反驳：
“莫说仓洋嘉措，
去把情人寻找。
恰似己所觅求，
他人同样需要！”
（同书第67首）
不但如此，诗人还横下一条心，大声对他们宣告：
“背后的凶恶龙魔，
无所谓怕与不怕，
前面的香甜苹果，
我一定要摘到它！”
（同书第65首）
这首诗显示了诗人要冲破一切清规戒律，不顾一切攻击和责难，而去追求爱情，热爱人生的坚强意志和刚毅决心。
凡此种种，对当时的西藏上层社会，特别是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界来说，犹如发聋振聩的晴天霹雳，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和打击。因之对仓洋嘉措加以责难。不过，这种违反教规的行为显然只是一个导火线，更为重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所以，他们抓住仓洋嘉措的生活表现，借题发挥，罗织罪名，上告中央皇廷，实际上是要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便更鲜明地显示出《情歌》的进步性和巨大的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