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北岛诗歌依然流行，这是时代的不幸

赵一凡跟我说：自尊心有时是没用的

赵一凡

凤凰网文化：赵一凡到底是谁？

徐晓：对我是把他当成精神导师。我那个时候在小学当老师，我们当老师的地方就是人艺，人艺旁边有一个胡同，现在叫报房胡同，文革的时候它叫瑞金路十九条。我当年在那儿工作，从那儿骑车过一条马路就是演乐胡同。那边有一个电影院叫做工人俱乐部，然后演乐胡同进去以后再往左边一拐就是前拐弯胡同，就是赵一凡的家，前拐弯胡同的这个口接着演乐胡同，那边那个口，出了口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这么一个关联。

所以我从我们那个小学到赵一凡家去，骑车大概就是五分钟到十分钟的距离。那个时候也没别的事儿，也没有什么负担，然后上放了学就往那儿跑，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去，我是通过我当时一个男朋友认识的赵一凡，那个男朋友跟赵一凡家就是住隔壁。可能去赵一凡那儿三次，我才能见到他一次，就是那种吸引力特别大。

比如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跟赵一凡争论什么呢，当时正在宣传一个英雄。那会儿是1971年，我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教室里头挂着那个人的照片，现在我有点记不起来他那个英雄事迹，好像是拉了一头战马，然后那头战马他要是不拉的话，就把那个铁路就给挡上了，好像就是拯救了一列火车，然后我们聊起人到底是自私还是不自私，我记得特别清楚赵一凡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做那个咱们看来把他说成是那种英雄行为，但实际上他是为自己好。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会很难过。他是出于一种自私的目的做了一件无私的事情，这个观点对我们那个时候来说太新颖了。

其实后来我也读了霍尼雪斯基的《怎么办》，他那里面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当时我17岁，我们天天在学校被宣传学雷锋，是有一点颠覆的感觉。比如赵一凡还跟我讲，人的自尊心是很没用的，当然后来我发现赵一凡真的是挺没有自尊心的。他常常为别人做很多事情。换成我们，我就想，我为什么为你做，为你做完了你还说我不好，你还反而来责备我。

我不喜欢把监狱经历当作炫耀资本

凤凰网文化：书里写：有天夜里有人喊你去楼下听电话，然后你就入狱了。

徐晓：其实当时大概在我入狱半年之前就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被人盯上了。

凤凰网文化：整个经历对你来说代表了什么？

徐晓：我觉得这种经历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它都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如果你把这种东西给它稀释成一种调侃，甚至是一种酷的行为，或者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东西，我觉得很不合适.它永远给我带来一种痛感。也正是这种痛感让我还有勇气说真话，拒绝我该拒绝的东西。

因为我当时不懂被调查了意味着什么，你也想象不到你可以进监狱，现在中国人可能整天在说监狱的事儿，说得都已经没有神秘感了。但是当年你想想我身边没有那么多人进监狱，你自己又年轻，家里又是良民。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直接的原因导致他们下手？

徐晓：不知道，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这个案子涉及到好几个省的人，所以后来当时公安部把它定性为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叫做第四国际，把它当成一个大案来办的。那我的逮捕证上都是华国锋签的字，华国锋是当时的公安部的部长。当时把我从宿舍楼叫下来，进到那个传达室那个小房子里，让我签字的时候我根本就没看那个逮捕证，完全就吓呆了，就不知道去看一下，也不会问说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头脑就完全一片空白，哭都没哭，就不会哭了。

凤凰网文化：你父母怎么办当时？

徐晓：我出来以后我才知道那个情景，我父母才跟我说，我被抓的当天晚上实际上我们家就被抄得底儿朝天，就是公安局在抓我的同时，因为他不能提前走漏风声，如果先去了我们家可能我就会跑掉了，就是在他们想象中，总之这是一个同步的行动。那后来就是他们跟我说，他们是带着好几个大灯去的我们家，都把那个灯支起来照着，这样可以搜查得特别的仔细，连床板都给掀起来，连那个卫生间的那个水箱的盖都会爬上去打开去看看。

所以1978年我接手《今天》的时候，我们家就为这个事情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我妈就说你都已经坐过一次牢了让我们担惊受怕，然后你现在又参与这种事情，你也许又会去坐牢。先不说你自己那么年轻，别的女孩子在这个时候都在打扮自己，在谈恋爱，然后你在这儿干这么危险的事情，然后你还可能影响到所有的家里人。这是我后来特别深的一个记忆。那你说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我当时是一点没有愧疚的，就是投身到了这个事业。这是我后来回忆起来，我一点儿没有矛盾，我就觉得这是我该干的事儿，我愿意干这件事儿，你们不应该阻止我。我当时没有那种说我应该孝顺，我应该出于孝顺而放下这件事情。我有过这个反思，就是对我父母的这个反思，所以我承担的压力我不会抱怨，我觉得我该承担。就是你把他生出来了，他不是为你而活的，但是他是你的亲人，你该承担的你就得承担，这就是亲人，那当然我要是这么说我的父母为我承担的，显得我特别的没有心肝。但是我现在愿意用这种话，对我儿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