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香港人是被建构出来的

《号外》早期在香港是一本“异端”刊物

凤凰网文化：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您1976年代的那个《号外》，使劲回忆一下，当时在香港那个环境下办一本文化的杂志不是太容易，还是说，怎么一个机会？

陈冠中：我想办杂志从来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原来香港在50、60年代有很多很多小型杂志：当时所谓南来的文人，他们办了很多政论杂志，也办了很多文化、各种文学的杂志，这个传统其实在60年代是非常旺盛的。小时候影响我最大的一个就是叫《中国学生周报》，是香港出版的。在60年代，他们的学生周报水平非常高，介绍的都是艺术电影，西洋文学这些东西。那时候很多小众的刊物，到1970年代中都收掉了，所以1976年就有点继承了这个传统--小报的传统--办了《号外》。

凤凰网文化：对，名字也很像小报，小报们70年代一下子被收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陈冠中：其实说不定也是香港越来越繁荣，很多大众媒体也出现，比如说电视也越来越受欢迎，所以很多之前做的很久的报刊，在那个时候就消失了。然后我是因为不懂这个市场，刚刚去了美国一年多，就看到原来美国也有一些同类的这种小众杂志，我就把这些概念加上我们以前香港的一些所谓学生周报等等，合起来，重新做了一份。我们也是很困难的，几乎决定要关掉都决定了好多次，每次都很幸运地又过了一关，又过了一关这样，所以撑下去了。

凤凰网文化：您当时给杂志的定位是城市生活评论？

陈冠中：对，其实就是整个城市概念进来的。可能是在香港的报刊所谓比较新的，之前的分类方法可能是，做娱乐也好，做文学也好，做所谓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分的。但是到1976年《号外》做的时候，我们整个概念就是，我们城市的新一代要看的东西。所以里面从饮食到时装到电影到政治，到非常悬的文学理论都可以是当中，只要是觉得这一代人能看的，我就放进去，所以这个概念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城市这个理念在香港70年代中，就慢慢有些人有点感觉，比如说香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作品就是作家西西写的叫《我城》，1975年，虽然我当时没看，但是1976年我就想尝试这个东西。

凤凰网文化：有这个概念。

陈冠中：对，我们当时就把香港看成一个所谓国际城市。

凤凰网文化：事实上当时香港那个城市形态已经很完善了。

陈冠中：已经开动了，起码。

凤凰网文化：听着似乎读者群应该很明确了。第一期出来的时候，读者们是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中，还是你们也在寻找，他们也在寻找？

陈冠中：我们心目中的读者是很明确，然后马上也有很多人反应，就是喜欢，但是加起来这个还是个小众，问题是广告商不认。

凤凰网文化：当时能要到广告吗？

陈冠中：开始这几年都没有，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读者群有什么消费力，什么人，说不清楚，广告商问你年龄、性别、收入，我们都说不出来，这个要等好几年之后，突然有很多突破。

凤凰网文化：这些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中产阶级，因为《号外》他介绍了，比如说常春藤一些小说，他是瞄准了中产阶级。

陈冠中：那个时候都不是用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而是用所谓新一代的，习惯各种文化趣味的人，但是其实因为香港整体环境好了，这些年轻人，比如说他们出国留学了，或者在香港本身做媒体的，他们其实的收入已经慢慢在提升，就是刚刚有这群人出现，才能把《号外》养下去。

凤凰网文化：前前后后大概几年《号外》，最后是被现代激活了？

陈冠中：《号外》大概做了6、7年才开始打平，然后有比较长时间收入比较好，到1999年卖了给一个香港的上市公司，那家公司三年后又卖给深圳和广东的现代传媒，就是邵忠的集团。

凤凰网文化：可以分一下《号外》的前期、中期、后期吗？

陈冠中：你都可能想不到，最早的武器是报纸形式的，是小报、周报、然后就改成杂志--就小开本的，一直到1981年改成大开本的，从此就变成大开本的杂志。突变变得很重要的，这也是因为刚碰巧很多学了美术设计，摄影的人，回到香港，他们拍出来东西已经跟以前所谓摄影都不一样了。比如我们好几个封面都是张叔平当时替我们做的，张叔平后来是替王家卫做美术指导。80年初他就替我们做封面。

凤凰网文化：所以真是，包括看您的文章、刚才听您描述《号外》，觉得很注重趣味，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趣味是一个双刃的问题，没问题他好，但是趣味太过可能会损害一些内容。

陈冠中：对，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挺正常的香港年轻人，以为我们的趣味很多人都会分享，做了之后我才知道，我们本来就是个非常小众的趣味、原来我们是很偏的趣味--我们趣味都是奇奇怪怪的东西，虽然这种奇怪的人在香港开始越来越多，（但）绝对不是主流。所以在《号外》头几年是很辛苦，因为它不是一个主流刊物，一直都是一个很异端、另类的刊物。

凤凰网文化：这样这种内心的沉重感不觉得很大吗？是我不跟你主流了、还是在香港那个环境，希望更被主流接受？

陈冠中：其实中间有无数的妥协跟调整，然后还是保持一点希望，保持一点风格，有时候也要牺牲点原则，都有了、都做过--为了生存，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