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2012年06月20日 15:52
来源：文摘作者：邢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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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公共知识分子应是一个职业道德操守优良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评价标准不仅体现在对信仰和理想的坚定性和实践性，体现在他们的思想和批判的独立性，而且也表现在他们个人的道德表现和职业道德的水平。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使他们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社会公众对他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标准的要求远比对一般职业知识分子的要求为高，往往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提高到个人道德必须为社会负责的高度进行审视和评价。社会公众不能容忍一个职业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大谈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大谈社会诚信和社会公德的重要性，大谈社会的公平、公正。对职业知识分子职业道德缺陷的批评、剖析是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必须面对社会公众的审视和批判，必须有因自己的道德缺失向社会公众公开忏悔的勇气。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是公开的，所以他们接受社会公众的审视和监督也是必然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一方面享受社会公众人物的“红利”，另一方面却拒绝承担社会公众人物的道德责任。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作伪最为社会公众所不齿，认为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公开亵渎。

第三，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仅要展现思想魅力，更应该通过行动践履。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具备的知识，使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比其他社会成员高。他们的人文关怀就是以人类基本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为前提，从而对人类、国家、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表现出深切的关注。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公共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公众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表达人文关怀时，更多的是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的社会秩序，指出改进的途径和应该实现的前景。

结束语

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是近代契约社会的产物。契约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互为表里，相互依存。契约社会是用法律的强制方式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思想、言论的自由。市场经济则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职业选择的自由和主动，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生存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发展、成熟将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契约社会的法治结构的健全相关联。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生成之时，正好遇上网络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公众发表言论有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在网络平台上生成的社会公共言论比纸质媒体、电视媒体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尽管这类网络公共言论的发展还处于一种无序、零散化状态，但对于那些急于掌握话语主导权，经常在报刊、电视露脸亮相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已经形成一定的制约力。这些人不可能一直隐藏自己言论后面的逐利动机，他们当中少数人因为自己近年来的各种不当言论而成为公众的批评对象，从而导致其社会公信力急剧下降。

中国社会缺少宗教文化土壤，因此难以生成圣雄甘地、德兰修女那样具有精神感召力量的圣者。但生成如同美国1903年至1912年以林肯·斯蒂芬斯、埃达·塔贝尔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还是很有可能的。当年，他们代表美国社会公众的利益揭露纽约等城市政府官员的腐败丑行，揭露垄断企业的恐怖罪恶，揭露劳工贫困的悲惨和雇用童工的罪恶。正是他们发起的黑幕揭露运动，使公民意识和舆论监督成为美国社会沿着法制轨道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前的中国，亟需要产生林肯·斯蒂芬斯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注解】

[1]徐友渔，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4期第4页。

[2]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载刘智峰主编的《精神的光芒》，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73页。

[3] 贾植芳，《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9页。

[4] 同注3，第81页。

[5]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第107页。

[6]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版第4页。

[7]李国文,“犹大之悔”，《余秋雨现象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94 至195页。

[8]朱学勤,《被遗忘与被批评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33页。

[9]张宗刚,“散文中的腐败”，《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4期。

[10]胡平,《国家的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