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在中国的演变

2012年06月19日 23:05
来源：雅虎

字号:T|T

0人参与0条主评论 0条评论0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微博的出现使得他们的缺点被放大

一个不得不重视的时间节点是微博的开通。在此之前，传统媒体的民间话语权基本掌握在公知们手中。虽然网络的存在已经使得一般网民能够互相交流，但也仅限于论坛等小圈子。但是微博则开启了真正的网络自媒体时代。微博的存在使得公知和普通人的话语权差距一下子拉平，不同阶层的人们有了平等交流的权利。原本似乎“高高在上”的公知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在微博上被人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和推敲，并反复接受不同观点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公知的一些知识、视野不足的毛病，一些不妥的举动，甚至是应对公众时公关能力的不足，都被放大了。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错误，加上一些观点对立人士的攻击，就成为了“公知”群体的“罪证”，而影响了整体的信誉。

当然，同时不得不提的是，由于网络的发达，信息的爆炸，普通人学习的门槛越来越低。原本只能在高等学校学习的专业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掌握。一些年轻一代由于走在时代前沿，知识水平已经不逊于年龄较大的公知们，视野则更为开阔，在微博上的观点碰撞中常常能够胜出。这也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公知们存在的必要性。

然而公知们也在大力呼吁改革，维护公民权利

虽然公知们确实存在着自己的不足，他们的正面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大多数遭到攻击的“公知”通常也是改革的拥护者和倡导者。例如司法界的公知如贺卫方、何兵、陈有西等人都是司法改革的著名推动者，长期呼吁推进司法改革并提供专业角度的意见。而经济学界如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等教授，也一直致力于呼吁和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茅于轼前不久还获得了“弗里德曼经济学奖”。

公知们也热心于维护公民权利，不仅如此，在不少新闻事件中，更能看到公知们直接参与其中的身影。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孙志刚事件”。2003年孙志刚在广州某收容所被殴打致死后，许志永、俞江、滕彪，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等多维法学专业人士都以中国公民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这不仅仅推动了司法制度的进步，同时也是对全体公民基本人权的关注。去年的广东乌坎事件中，也能看到许多公知或网络呼吁，或亲赴实地声援，为事件的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任何社会都需要公知，英美杂志曾评选“百大公知”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些有知识有思想的人们在公众传媒上代表公共利益发声。公知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外来词汇。在英语中，“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指专门从事公共领域而非学术或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样在公共媒体为公众的自由、平等等价值发声。

2005年，英国《前景》杂志联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网络上举行了一次“百大公知”读者投票，评选百位健在且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知识分子。最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名列榜首，中国经济学家樊纲榜上有名。此外，不在候选名单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物理学家霍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人也得到了读者的额外提名。2008年这一评选再次举行，乔姆斯基、樊纲等人仍然入选。

国也需要更多的人为“公共”而发声

“公知”的污名化似乎造成了一种结果，网络上似乎不少人都对“公知”的名号敬而远之，仿佛带上了某种原罪。然而与此同时，无论议论时政而不敢自称公知的，抑或是猛烈批评公知的，他们又何尝不是自认为代表公共利益发声？诚然这些人似乎没有“知识分子”的名头和其他头衔背景，但是在网络发达、话语权分散的当下，没有人先天占有多少优势。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被视为“公知”。当下中国的公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外国需要公知，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更需要公知，以推动改革和社会进步。

社会对待公知要宽容

公知们有许多错误，当然值得批评，他们也需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但是这种代表公众的立场，无疑值得称赞。如果仅仅因为公知们水平不高，言论出了一些小的错误，就无视他们的初衷和良心，把它们彻底否定，并站到公知们的对立面，标榜“独立思考”，那就反而陷入了为争论而争论，为反对而反对的误区，除了自己搏出位吸引关注以外，对他人没有任何好处。社会应该营造对公知的宽松环境，激烈讨论观点，但不涉及人身攻击。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公知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