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唐玩“三国杀”的几位离职同事先后选择去了外企或民营私企。“那边给的薪水和公积金都很高。有的私企公积金率高达20%，就是说单位和个人每月缴纳的公积金就占了工资的40%。相比我们单位年薪税前的10来万元，在那边如果干得好，他们一年的奖金就得好几十万元。这样综合一算，很快就能买上房了。”在小唐看来，国企求稳只是刚毕业时的想法，工作之后的现实是，挣钱才是王道。“还是手里的现金和房子能有安全感”。
和小唐同岁的李霞前段正纠结于要不要建议父母在老家市区买集资房。
专家认为中国养老模式选择离不开的4个关键词：未富先老、独生子女及空巢、传统文化理念、城乡差距。李霞算是全部中奖。
大学毕业前她曾确信日后必接父母将来京养老。但工作后的收入和高昂的房价对比，让李霞对这一想法产生了怀疑。李霞的父母所在工厂正在申请集资建房，价格将十分优惠。李父决意不参与集资，将家中10来万元的储蓄老底留与女儿在京买房。
“我爸的想法是如果我混得好，就去北京养老；混不好，他就在单位老房里养老，钱横竖留给我。”李霞反复思量后，决定说服父亲买房。“老家城市的医疗、生活资源都比爸妈单位的好，父母现在身体已经很不乐观了，在那买房算是给父母的养老保个底。”
李父实在理解不了北京的高房价。正当李霞准备咬牙为家里以后的新房装修攒钱时，父亲的一个电话又打了过来：“地价又涨了两三倍，单位早去谈1个月就好了，如今集资房可能建不了了。”
李霞的同学老贺正成为她可能借鉴的范本。
老贺大学期间属愤青一族，毕业后时运不济，在留京的同学堆里混得着实辛酸。两年前老贺考回老家所在省会当了公务员。短暂的心理落差过渡后，老贺在省会的生活变得十分滋润。他的单位即将集资建房，前两天把同志们召去开会，征询民意：想盖多大面积、什么户型的房子。
在李霞看来，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如今发展迅猛，一线大城市的人才严重饱和，如今回去也许是一个绝好契机，再晚些，二线城市只怕也会人才臃肿，自己的年龄也再无竞争优势。
曾经执意让李霞争取京户的母亲也热盼着女儿回南方。李霞的舅舅在东莞奋斗十来年，如今悠闲地管着一片社区的物业。“我妈说虽然舅舅连一根葱都得自己掏钱买，没有任何福利保障，但一年光物业管理费至少十来万元的收入和商业保险就足够让他老年无忧。让我不妨听舅舅的建议，回家团聚，还能有家人帮衬奋斗。”
时值工厂淡季，27岁的阿勇告了一个月假从东莞回到了四川绵阳老家。这个曾在东莞替工友讨回数百起欠薪的维权打工仔，如今正不解于家乡的新农保试点政策。阿勇的父亲刚过60岁，去年阿勇替父母一次性缴清了15年的养老保险共计1万余元。然而，父亲却领不到养老金，一去问，原因竟出在了自己身上。
“乡政府的人说子女必须也都缴清新农保15年，父母才能领取养老金。”阿勇的工厂已经为他上了养老保险，阿勇咨询工厂所在地的社保局称，他的养老保险可以异地转接回老家。工厂人事处则告诉阿勇，即使转回老家参加新农保，按照劳动法，单位还是得给阿勇上养老保险。这意味着阿勇一人需支付两份养老保险，而日后可能实质只能享受一份老家较低标准的养老金。
最让阿勇气愤的是，乡政府强调称，即便养老保险关系转回老家，也必须一次性缴清不足15年的其余年限，父母才能领取养老金。
“我觉得这肯定是乡政府自己的土规定。”阿勇不服，“另一方面，一次性交5000元，父母以后每月领70元，现在看来也未必合算。”关于不合算的原因，阿勇用了个经济术语“你看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养老金以后就是上涨也难赶得上。”
据了解，和阿勇一样在深圳、东莞打工的中青年人中有为数不少的甚至要求工厂不要给自己上养老保险。“我们经常换工厂，有的工厂给上，有的不给上，经常断续。以前退保的时候可以领回个人账户交的钱，但是隔了那么久也不如当时值钱；现在有的地方不让退保了，只能转接，手续又太麻烦，很多人也搞不清到底转到了哪里。”
我国公共财政制度尚未建立，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保制度及体系正值改革，一切尚在探索，个别地方执行上也出现朝令夕改。恰在该隙缝中生存的个体（尤其是低收入个体），对于当前并不统一的社保体系，不可避免地产生不信任与功利思想。
“在外多挣钱，以后我是肯定回来养老的，家里有房住有地种，东莞的房价那么高，想都别想。”阿勇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