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城市观察]海派文化：从自负、自毁到自救

网友评论()2013.12.23 第23期 作者：王千马

 导语：2013年即将走远，《洞见》栏目从文化批评角度，对本年度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总结，涉及文学、诗歌、艺术、思想、戏剧、电影、音乐、词语、城市、身体、女性、生活方式等若干关键词。我们试图通过冷静的解读与回望，为过去的一年存留一份文化档案。

本篇为城市文化研究者王千马撰写的年度城市观察。2013年，上海设立自贸区，让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上海。王千马认为，170年，上海经历了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对于上海来说，当年有多激进，日后就有多后退。海派文化的没落，归根结底是开放的被边缘化。而今，自贸区的设立是否会成为对“丢失几十年”的一次主动弥补，仍需时间的证明。

上海被重新“塑造”

在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记住三个“3”年。一个是1843年，上海开埠。一个是2013年，上海开设自贸区。一前一后，中间还有一个，应是1903年。同样也是与上海有关。在清帝国绵延260多年的发展史上，1903年算不上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却是让这个昔日的征服者刻骨铭心的年份。在一年，发生在上海的《民报》案，让他们切身体会到自身的权力并非绝对的。

这份于1896年诞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报纸，一开始是一份格调低下的小报，常以黄色新闻来招徕读者，却在蛰居上海、“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的手上，成了一份言辞激烈、格调高扬的“异见报纸”。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任主笔，“革命党人”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张继也纷纷为该报撰稿。在出任主笔的当天，章士钊就在该报发表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日后，他的同姓--章太炎跟邹容这对忘年之交在报上也开始一唱一和。就在《苏报》上，章太炎先挺邹容之《革命军》，称之为“雷霆之声”、“义师先声”，又《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誉为“警钟棒喝”，甚至著文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斯文一出，举世哗然。清政府自然会雷霆震怒，认为大逆不道，遂以万钧之力，欲提办章、邹诸人。结果，这案子打到了公共租界所设的会审公堂，连审七次之后，以邹容奉献了年轻的生命，章太炎付出了三年牢狱的代价，陈范为此流离失所、家庭破碎而告终。看上去清政府是最后的胜利者，但这表面上的胜利，却掩盖不了清政府内心中的深深失落。一则，虽然清政府是官司的原告，但大家什么时候曾见过，无所不能的专制权力和自己治下的平民会这么“平等”地打起官司？！二则，这场官司居然要七审，如果放在自己手里，清政府早就“先斩后奏”了，连一审都未必需要。得承认，是上海的“租界”，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章、邹诸人，是西方列强让清政府的绝对权力在自己这里失去了随心所欲的用武之地。尽管此举与西方列强维护自身在中国的一己私利有关，但这一举动，同样也为中国普及了先进的西方文明，那就是“发表文章、举行集会、批评政府都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是公民的权利”，即使有证据证明章太炎他们是“犯罪”，也属于“国事犯”，按国际惯例也应该保护。所以断断不可以随便就将他们移交出去。

可以说，“苏报案”成为20世纪中国一个极富象征性的事件，以后的上海言论界、出版界多数集中于公共租界，与这件事情有莫大的关系。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1843年开始的上海开埠，给了中国一次现代化转型的大好良机。首先，它让清帝国那种全能政府变成了有限政府，尽管这种转变一开始心不甘情不愿，但再不甘心也要被推着往前走。其次，正如我在新书《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的后记里所说，因为开埠带来的中洋杂糅，一方面让上海成了八面来风之地，另外一方面也让上海包容和接纳了不同的思想和主义，以及装有这些不同思想和主义的脑袋--而这也成就了上海海派文化异于中国其它文化的特质，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无疑又刺激了规则多元化在中国的形成，它对冲破其时封建帝国的一元专制，进而带来了自由民主的新风，是何其的重要和宝贵。尽管上海的开埠是耻辱的，是恶的，但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历史进步意义。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第三章中，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伦理观的同时，也曾指出黑格尔的伦理学思想比费尔巴哈深刻和丰富。他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如果将他这句话换成时下比较热门的词汇，也许就是“破坏性创新”。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开埠，其实就是一种破坏性创新。

没有这种破坏性创新，中国民众被专制压抑的热情也得不到释放。我们会看到，商人阶层悄然成为清末民初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此之前，家国普世政权体系存在数千年，周而复始未曾断流。大家追求大者定天下次者定一国。商业只是不入流的谋生手段。而商人更是在王权秩序中处于“士农工商”的权力体系边缘。但是，现在他们的时代背景不同了，成长的舞台也不同了，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挟持着坚船利炮敲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这也意味着，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逐渐取代了特许主义，王权秩序的既有平衡被打破，而板结的政商关系也悄然松动。在开放带来的红利下，他们的经济能力开始壮大，不仅用商业手段为中国与世界搭建起了交流渠道，同时也为财困力乏的帝国“输血造血”。更重要的是，经济能力上的加强，给了他们追逐政治话语权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已经不再只是权力的跟屁虫，而是积极地参与到权力秩序的构建之中。而与西方的直接交道，让他们更是深得西方文明--包括其教育、科技、文化乃至政治体制的“三味”。这也让他们对权力秩序的构建，有了具体而微的参照系。从“学美”到“知日”，中国进入了体制改革的深化期。比如说南通张謇，先以状元的身份下海，在南通从开办大生纱厂入手，终成中国近代实业又一开拓者，以及被官方正式认定的“商界领袖”。不过，日后的他，将自己更大的精力放在了为君主立宪奔走呼号之上。

除了在苏州成立“江苏立宪学会”，并亲自担任会长，又与郑孝胥等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为此，他甚至放下了与“政治新星”袁世凯之间的成见，三番两次写信给其时正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督促其投身立宪运动。与此同时，团结在他周围的上海绅商们，也开始推动地方自治。自1903年到1905年之间，大名鼎鼎的李钟珏就多次向上海道台袁树勋建议在沪开办警察，维持地方秩序，创设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并最终得到了上海道正式行文认可。这种自治，既反映了清政府开始将自己在地方上的行政权力向资产阶级开放，同时也是资产阶级由下而上主动呼应自上而下的立宪潮流。很有趣的是，这种自治热情同样为革命党人所喜闻乐见，全国创办的各种反清刊物，对于地方自治的宣扬和介绍，也尤为着力。其中《江苏》就提出：“居今日之中国而欲议改革政体者，不必侈言立宪，研究自治之道为尤要者也”，这意思也就是，只要地方自治搞好了，清政府再顽固，将“亦无如民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立宪都和革命展开了赛跑，但不管中国是选择了君主立宪好，还是日后的民主共和也好，这些都是开放所带来的后发性效应，或者说是红利。没有这种破坏性创新，也许我们依旧在老大帝国的末日黄昏里，看不见明日的阳光。而上海本身，更是生机勃发。进入民国之后，甚至成为了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有资料为证：全国金融首脑机关云集于此，著名大银行的总行几乎都在上海；集中了巨额社会货币资本，银行吸收的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30%-40%，上海是金银外汇的总汇，是货币发行的枢纽。全国利率和多种金融行市围绕上海转动……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老师在评价《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时就说，我们在当下重新发现上海，其实就是要重新定义开放对于上海乃至中国的意义。

上海陷入“闭环”

只是，破坏性创新毕竟是“破坏”，它是建立在国家主权被蚕食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能想象，它所带来的副作用是超大无比的。对这一副作用，我们也不能因为赞扬开放，而矫枉过正地予以轻蔑的忽略。虽然中国因此开启了自己现代化转型的第一步，但现代国家的建设，从来都是依赖于独立的现代政权。所以新中国在1949年的诞生，是大破之后的大立。如果此时的上海，一边依靠着统一的祖国，一边继续向世界开放，那么它的发展，无疑比今天更灿烂和辉煌。但不幸的是，它抓了一手，却丢了另一手。毛时代的全能主义--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让中国成了被勒紧了绳套的老黄牛，虽奋力向前，却步履维艰。吴晓波老师在新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形容计划经济时，便定义其为“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对于上海来说，当年它有多激进，日后就有多后退。和民营经济日渐暗地妖娆的温州相比，它反而成为了中国计划经济色彩最浓、政府管制最严的城市。

就在上海解放之后，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便于1949年的6月10日被解放军查封。234人被当场扣押，并被移送人民法院审判，随后，全市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遭查封，民间的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经济舞台。对上海来说，这意味着远东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了单纯的轻工业和商业中心。

可以说，这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自我否定，是将上海钉在了“资本”的耻辱柱上，从而顺手抹杀了上海的开放精神。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年的国际环境。尽管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国际上的封锁，最终促使了中国一边倒的“联苏抗美”。苏联不仅成了受人尊敬的“老大哥”，更重要的是，其计划模式也被中国所继承。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曾对苏式“五年计划”做过很精辟的评论，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央号令支配式经济，它以重重“计划”推动建设，将高度集中化的效应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形成严重的官僚化和中央集权的过度强大。深受影响的中国，继承了计划的优点，也同样继承了其缺点。

在这种被高度集中化的支配下，上海很难找得到自我腾挪的空间。直到1991年，上海市财政办仍下发287号文件，明确规定上海私营企业的产品“一律不得进入南京路、淮海路的大店名店”，该市2195家私营企业无一户获准与外国公司合资，理由是“上海尚无先例”。上海的银行规定，“对私营企业一律不贷款”，信用社也只能以有价证券做抵押，或要有实力的国营企业担保才能贷款，但数额在3000元以下……看得出，来自计划的管制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仍然没有全然松手。

在上海没落的背景映衬下，依旧是处在“资本世界”的香港，其自由港的价值更加凸现出来。顺其自然地，它取代了上海在远东的地位。这让人感叹事易时移。如今的众人都在传唱“东方之珠”，可知此珠当年是上海？！

相对应这种被管制的日子，上海的文化也出现了衰弱的迹象。回想当年的老上海，写有鲁迅，影有阮玲玉、唱有周璇……就在我这本《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所落笔的“天平社区”里，就住过胡风、田汉、萧红萧军还有上官云珠，至今秦怡还生活在那里，犹如标志性的存在。这些都是风华绝代的人物。现在看来，他们的确都快“绝代”了，再也找不出来了。尤其是随着巴金、陈逸飞、谢晋等久居上海的文化巨人的相继离世，征兆着上海文化的荒漠时代即将全面来临。有人曾痛心海派文化的没落，说这是因为上海土著在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中被不断边缘化。我痛心着他的痛心，但却对这一原因深不为然。如前所说，海派文化的特质是在上海的八面来风中塑造出来。它里面的每一份子，都是具有开放性的。虽然上海土著对海派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小的作用，但你很难说，鲁迅、胡风、田汉、萧红萧军是上海土著，正如我在书中所定义他们的那样，他们只是“沪漂族”，但他们却成为了海派文化的发展基因。所以我可以大胆地说，海派文化的没落，并不是上海土著的被边缘化，而是开放的被边缘化。是上海丢掉了自己昔日的包容与接纳。

上海“再崛起”

幸运的是，在2013年，上海开设自贸区。

自然而然，它让人想起了整整百七十年前的开埠。只是，这种联想有其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上海走向了开放；但也有很大的区分，那就是当年的转变，是被动的。其由全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是主权不统一下的被迫的权力缩水，而现在的转变，却是主动的。这样的“有限政府”，更靠近“服务型政府”，很符合当下全球改革的潮流。

当然了，当年上海的开埠，是西方列强想寻求一个宝地和中国做生意，这次开设自贸区，落脚点同样是在商业或贸易，是中国主动寻找世界性市场。不过，正是在贸易中崛起的商人阶层当年曾推动了中国全方位的变革，谁说这次的自贸区不能惠及其他方面？！它的影响力将会深入文化、教育到科技……当然，它也会促成“地域联动”。有人就开始憧憬，当上海自贸区开设之后，杭州会如何？南京会如何？现在已经努力融入长三角的皖中又如何？更何况，“自贸区”中所蕴涵的“自由”，难道不正吻合我们对未来的期许么？！可以说，这种建立在独立的现代主权国家基础之上的改革，再也不是破坏性创新，而是建设性创新。上海需要这样的创新。也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对上海“丢失的几十年”的一次修正，亡羊补牢却为时未晚。

希望在这样的创新下，上海依旧能给中国继续带来惊喜，继续推动中国在现代化中的进一步转型。曾在上海淮海中路宋庆龄故居举办的“看得见的开放”的新书分享会上，我朗诵过一段自己新书后记的内容，我觉得用这内容给这篇文章结尾也非常恰当：

今天的上海，已然有了国际化大都市的气象，这也意味着它有着足够的故事，供我们细细温习和揣摩。我们只有理解这些故事，才能明白今日上海的骄傲。当然，上海也不能自甘骄傲，从此在世人面前端起架子，要知道，它所有的骄傲，正是源于这一个世纪多以来的八面来风所塑造。只有在新时代里再一次兼容并蓄，上海才真正成为上海。

王千马，资深媒体人，青年新生态作家。青年问题研究者。主编有青年书《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出版有小说《媒体这个圈》、《她比时尚寂寞》、《无所适从的荷尔蒙》，以及高端对话集《民主不是万能的》。如今致力于中国商帮研究以及城市文化研究。作品：《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