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的语言学之路

周有光今年105岁了，这位长寿的语言学家刚刚出版了杂文集《朝闻道集》。数字在年轮上的叠加并未使这位文化老人不堪重负，反而因宽仁的心态而愈显睿智，筋骨亦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健康。

一个春日普通的上午，他穿着烟灰色开身毛线衣坐在小书房的书桌前，用他的电脑打字机写文章。“我没有事情做嘛，没有客人来就看书，看了有趣味的东西我就写点文章。《群言》杂志是20多年前胡愈之先生创办的，创办时找了20个人写文章，现在19个人都死了，只剩我一个了。”他笑着说，“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一直到今天，他还每月给《群言》写一篇文章。2010年2月号上，他写的是《漫谈台湾的语文改革》。

周有光生于清朝光绪年间，一生中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

他还有个“周百科”的雅称，但他摆摆手说：“那是沈从文开玩笑讲的。一个人应当知识面广一点，不过我还不行。”

在教育部和原国家语委举办的“庆贺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座谈会”上，这位百岁老人在致谢辞中同样表现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谦逊儒雅，他说：“我对语言学始终没有走进大门，实在惭愧！语言学有三个核心部门，语音学、词汇学和语法学，我都没有走进大门。我搞一点语文现代化工作，只是摸着语言学的一点边边而已。所以我再三对人说，不要称我为语言学家，我至多是一个语文工作者。”

他喜欢孙女小时候对他的调侃：“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〇’！”他幽默地自嘲：“一点不错，我就是这么一回事。”

仿佛觉得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他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那样子愈发有种顽童般的稚气。

“半路出家”

常州青果巷是个神奇的地方，从那里走出了三位语言学家：瞿秋白、赵元任、周有光。

对周有光来说，1955年是人生的转折点。那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受邀来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文改会的领导对他说：“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会工作吧。”“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周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面对这样的盛情，本就对语言学有兴趣的周有光怀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一头扎进语言学研究领域。

“‘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有一百年历史，是中国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走的道路，所以当时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回忆当时的时代背景，老人侃侃而谈。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有光提出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其讲义《汉字改革概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三百余年汉语拼音字母的演进史和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的历程。

1979年，周有光代表中国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举行的会议，提出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的议案。1982年ISO/TC46用通信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中国的议案，从此，《汉语拼音方案》成为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55年之前，周有光的身份是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再往前追溯，1923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语言学对他，是“右手累了，改用左手”的那只左手，“当我看书看得疲倦了的时候，改看语言学的书有重振精神的作用，好像右手累了，改用左手，可以使右手休息似的。”

周有光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思想很新，常对我们宣传白话文。‘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民众已经慢慢开始接受一些现代化的思想。”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老人觉得许多事今天讲来很有趣味，“我上学的时候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当时提倡国语，可是没有人讲国语，老师教书都是用方言；第二，当时已经提倡白话文，老师也提倡，可上课学的都是古文，写文章一定要写古文，儿女给父母写信一定要写文言，写白话文在那时是大不敬。”在大学读书时，周有光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946年，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想不到隔了许多年后还有用处”。

读大学时，周有光就发表过关于文法的文章，他自称“那是很幼稚的”，而其后在关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还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文字。“在当时看来，这些是新东西。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叫我到文改会来工作。”老人从书架取下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争论集中在是用民族形式的字母还是用罗马字母。我就根据我所了解的写了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想不到影响很大。中国从来没有人介绍字母学，我从历史角度阐述这个问题，人家觉得很新奇。”

和我们这些因使用电脑而常提笔忘字的“年轻人”一样，年迈的周先生也笑着“抱怨”：“20多年不写字，我的书法退化，不会写字了。”但他喜滋滋地说，“打字机方便得不得了，打拼音就可以出来汉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家公司根据周有光提出的“从拼音到汉字自动变换不用编码”的设想研制出电脑文字处理机，给周试用。自此，老先生于80高龄率先“换笔”，打字、处理材料、编辑书稿均借助这台机器完成。老伴张允和参与编辑家族内刊《水》，周先生不仅教会了80多岁的老伴使用电脑打字机，还亲自排版，并风趣地说自己甘做“义工”。

周有光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现在，来到了计算机时代。如果输入汉字必须经过记忆编码的特别训练，不能像外国字母那样方便，那么，中国计算机也只能由专业者使用，不能成为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我们在失去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以后，不能再失去一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时代。”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如此评价周先生这种科学的预见性：“在今天，绝大多数人使用中文电脑时用的都是拼音转换法。感谢周先生给我们指明了中文输入的光明大道，使我们加快了进入中文信息处理时代的步伐。”

“可以说是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推广了拼音。以前很多人反对拼音，现在没有人反对了。随着国际往来大大增加，拼音变成文化往来的桥梁了，发挥了大的作用。”说到汉语拼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周有光笑得合不拢嘴。

有人说，周有光的“半路出家”使中国多了一个语言学家，少了一个经济学家。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两个半圆相接，形成的是一个完美的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