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文化对话朱青生教授：文化的双重枷锁还在

2011年12月08日 09:47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马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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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文化对话朱青生教授

核心提示：12月10号“问城”论坛将在中央美术学院学术馆开幕。此次论坛邀请到了徐冰、朱青生、刘小东等文化界名人共聚一堂，一同来探讨城市、文化、影响、建筑等方面的问题。凤凰网文化独家对话问城论坛主持人、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就文化跨界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问题给出解答。

凤凰网文化：“问城”定位为一次跨界的论坛，您是出于什么参与到论坛之中，您对文化的沟通交流有什么看法？

朱青生：我在上个月初我去韩国参加东亚艺术大会，在这个会上呢我就提议，要建立一个叫做“泛东亚艺术共同体”，就是和日本、韩国以及我们这个东亚地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一起来建立一个共同体。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共同体呢？通过做《从卢浮宫到紫禁城》节目我深刻的意识到，其实我觉得中国已经失去了和自己传统的感觉上直觉上和真实的教育方法上的，已经几乎没有了，我们即使是做国画的，都是从大学这种西方的制度或者是美术学院这种佛罗伦萨的制度过来的，我们都是从别的地方的制度过来的。

这个问题只是一个表面问题。像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其实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服装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就是城市还是园林，其实慢慢的就越来越失去了和自己的传统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要想重建呢，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邻居借点东西过来，那么我们就去到韩国去看到一些东西他们还保存着，但是当我们跟他们合作的时候他们不愿意，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呢？他们觉得你们中国很大我们很小，你们会贬低我们，欺负我们。所以呢我就在很早之前就提出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要用爱人所爱，好人所好，敬人所敬的这样一种态度来建立世界艺术的新的格局。就是说我们要去像别人爱他自己一样的，爱他的艺术，像别人尊敬自己的长辈一样去尊敬他的文化。

凤凰网文化：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说什么是我们的原创。

朱青生：北大的一个老教授一说到韩国，韩国人真坏他把我们什么什么东西当成它自己的，我想他说的话是代表了一些人的心声，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韩国人真好他们竟然把我们的文化当成他们自己的文化。这个文化不是谁的，文化是谁在发扬它，谁在使用它，就是谁的，文化就像一道阳光，今天它照在这棵树上，它到了下午就会照到西墙，我们为什么不让它流动呢？如果我们看到在它流动中间依旧能够反射出光辉的话，那不就是我们的光荣吗，我是这样想的。

凤凰网文化：刚才说咱们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基本上缺少这个。

朱青生：缺少了怎么办？我们就跟邻居一起把它恢复嘛。你在日本可以看到一种叫枯山水，我们今天看到枯山水都成了日本文化的符号，就是一堆沙子上爬出来的水源，有一棵孤松两块巨石那就是日本的一个象征，园林的一个象征没有水但是是一片枯山水，枯山水是唐代的园林，在中国早已失传在日本却精确保留，我们去看待它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感谢日本把东亚文化继续的传承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如此精密的文化。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不就和谐了吗，对不对，我们也间接的肯定了我们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战略，所以我现在很想把这个战略推进，所以我就在这个东亚艺术史大会上就开始推动这个泛东亚艺术共同体。怎么样能够推进呢，如果你说他你这个都是学我的，他就觉得很反感。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你是东亚文明的一个部分，你创造了我们所没有的，而我们对你的创造倍加赞赏，他就特别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来说这个事儿，那么共同体才能形成这个就是策略问题。战略和策略两个都需要，因为其实日本和韩国都和我们一样遭受了西方的压迫，遭受了佛罗伦萨和卢浮宫的压迫，这个压迫是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都有两种艺术一种叫做油画或者西画，一种叫做国画。韩国也有韩国画，日本也有日本画，只要一个国家有两种画的，这个国家必有文化的问题，它无法把自己的传统和这个事物的本质完全的连起来，它必须给它退而守之，表示标志着自己形容词的自己国家民族的叫做国画来防卫，在防卫的过程中间就说明它已经在文化的弱势了，已经处于守势。

凤凰网文化：您比如说从画这儿看，我们现在比如说从音乐上，我们国家大剧院推的是歌剧，是不是也跟您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朱青生：因为我们就是说在推的过程中间其实推歌剧也没有用，推京剧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世界是要谁创造出更新的东西才有用，这是我们第二个题目或者说第三个题目。第二个题目，就是说我们对世界文明的东西都不要排斥，歌剧是好那就要好，卢浮宫是好我们要尊敬它，佛罗伦萨我们也要为之神往，希腊我们也要对它仰视，这都没有问题，我们不能排斥别人。比如说做卢浮宫这个就是长他人威风，灭我们自己，这是中宣部的局长亲自对我们说的，他知道我做了卢浮宫他说你这是长他人志气，灭我的威风。

最关键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徐悲鸿是1919年5月10号到达巴黎的，他在船上错过了一件事情，就是五四运动。那么他到达巴黎以后，他带着五四的精神到达了巴黎，他学习的西方的艺术却是卢浮宫的传统而不是毕加索，毕加索在1910年，9年前已经成功而梵高在1910年已经被接受，虽然他在1989年的时候还含冤自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西方的艺术已经脱离了卢浮宫脱离了学院派，为什么他不学习最先进的西方艺术，而学了一个西方所遗弃了的学院派呢，那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就没法来弄清楚我们现在面临的西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成为我做那次展览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问题，因为这个展览竟然让我做，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味因为中国很多的学院派的人，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反对学院派的人，是一个“激进”的人，那么这一次也是出于偶然或者必然的原因就把徐悲鸿的大展由这样的一个学者来主持他。好我在做的过程中间，就解决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我们在做这个学术问题，这个学术问题背后是什么，背后其实就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没有被反省的一个误差。五四运动的一个方面早就被反省，大家都说五四运动他对中国的传统有所忽视，这个大家都在说，这个李泽厚也在说这些，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东西，我觉得谁都会说这个不重要。五四运动最麻烦的事情是我们设计了一个西学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分不清什么是西方而什么是被西方抛弃的了西方传统，这两个是分不清楚，我们去学习的时候甚至会避开西方成其为强大的那个动力，而去需要阻碍西方成为强大的那个东西，把它学到中国来。结果在中国的文化上，在一层枷锁上自己的传统还没有突破又加上一个西方的传统，使得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倍加艰难，这就是我们五四运动留下来的一个弊病，如果这个问题不反省，我们今天文化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我们分不清什么是西方，什么是使西方强大的现代，这就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