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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上海老歌中的文化精神 方琼教授专访

2011年11月08日 10:48
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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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角度看,许多老歌的词咬文嚼字,非常优美,将人间的真善美发挥到极致,对父母、山河与爱人的情感,有特别真诚的表达。”

“今天许多音乐剧、歌舞等,失去了立足点,从文学到音乐,找不到属于自己文化的东西。而流行歌曲则无病呻吟,没有生命力。”

“对于人来说,让你坚持下去的最终是精神,就像《简·爱》中说的那样,每个人可能都是丑小鸭,但你的精神是独立的。”

方琼教授专访

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赴南洋演出,因经费不足,滞留在新加坡。为筹措回国资金,他赶写了《爱情歌曲一百首》寄回上海,得到稿费后才得以返回。没想到,从此打开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一段传奇,上海老歌从此跃上历史舞台。

从贺绿汀、黎锦光、陈歌辛、姚敏、陈蝶衣、聂耳等到周璇、姚莉、吴莺音、周小燕,上海老歌精彩迭起,赢得世界尊重,《月亮代表我的心》、《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玫瑰玫瑰我爱你》先后被美国歌手翻唱,《玫瑰玫瑰我爱你》一度高居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前列。遗憾的是,以后的几十年,中国流行音乐再没达到这样的高度,相反,我们成了“口水歌”的泛滥之所。

永难忘却《南屏晚钟》、《渔光曲》、《何日君再来》、《天涯歌女》的深情与纯粹,上海老歌涵养的这段文化精神,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提供了直接的营养。然而,上世纪80年代国门渐开,上海老歌卷土重来,绝大多数国人却误认为它们是港台歌曲。

文化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一旦血脉中断,它将无所寄托。然而,对于一个心灵充满敏感的伟大民族来说,当文化的光荣渐行渐远,她的骄傲将怎样延续?而我们,又有何颜面去面对前贤与后人?

现代化的喧嚣以及我们的精神裸体,再没有那份优雅与自尊,再没有那份激情与真诚,这,真的是我们曾寄予无限期望的未来吗?

感动于方琼教授的坚持,为了上海老歌,这些年来她在不懈地努力着,这努力正一点点修复着我们的集体记忆,没有昨天的民族注定没有明天,每一次对上海老歌的追寻,都在拓展着我们共同的未来之路。

遭遇上海老歌之美

北京晨报:上海老歌一度被认为是靡靡之音,您为什么会喜欢上它了呢?

方琼: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听大人唱《天涯歌女》、《南屏晚钟》、《香格里拉》等,知道了上海老歌,那时绝大多数上海老歌是不能唱的,必须作曲家足够“红”才行。在上海音乐学院上学时,贺绿汀先生出专辑,想把自己的老歌搞个钢琴伴奏版,便让我来唱《天涯歌女》等,贺老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这次经历,让我有幸深入了解了上海老歌。

北京晨报:深入了解指的是什么?

方琼:刚开始,我也在模仿邓丽君的唱法,非常修饰与华丽,用腔特别多,加了很多“花儿”,贺老听后很不满意,说我压根就不是这么写的,他一遍遍让我听周旋的原唱,周旋的处理很淡,贺老说,这个歌表现的是十五六岁的卖花姑娘对生活沧桑的感受,你这么唱,就给她穿上了华丽的衣裳,涂上了口红。那时录音设备和今天没法比,必须一遍到位,贺老要求很严,总说音不准,要求重来,后来乐队都烦了,大家私下叨咕,说是他的助听器不准吧。这次经历让我懂得了,在阐释作品时,要尽可能尊重原著。后来教美声时,我常和学生开玩笑,说你这么唱,小心作曲家从坟墓里爬出来找你算账。

陈蝶衣让我唱老歌

北京晨报:您曾是“青歌赛”民族唱法的冠军,是如何唱起上海老歌的呢?

方琼:2000年时,蔡琴举办上海老歌演唱会,她是女中音,有的歌唱不了,需要有人配合,我的老师就推荐了我,那时我正在美国留学,学意大利美声,匆匆赶了回来,通俗音乐与美声的通道不一样,弯儿很不好拐,所以听了很多资料,最后唱了10多首。听说是唱上海老歌,观众非常欢迎,票提前两个月就卖光了。用今天的眼光看,我那时唱得并不好,我发现蔡琴唱老歌就像在说话一样,而我那时比较技术化,有点拿腔拿调。在这次演唱会上,我见到了《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词作者陈蝶衣先生,当年他已经90多岁了。

北京晨报:这是您走向上海老歌的转折点?

方琼:是的,陈先生劝我唱老歌。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也说我适合唱老歌,认为我身上有老上海婉约的气质。他说,唱时代曲的歌手已经很多了,也不缺你这一个,上海老歌有几千首,够你唱的。我想也是,大陆歌手很少关注上海老歌,港台反而有蔡琴、费玉清等。

老歌蕴含着文化精神

北京晨报:上海老歌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为什么到今天还有这么大的魅力?

方琼:因为它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从文学角度看,许多老歌的词咬文嚼字,非常优美,将人间的真善美发挥到极致,对父母、山河与爱人的情感,有特别真诚的表达。从音乐角度看,它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比如《雨濛濛》,我曾经请赵季平老师听,赵老师也对它的技术水准赞不绝口。上海老歌一是受传统影响,上海当时在文学上有“鸳鸯蝴蝶派”,一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有的歌看上去很婉约,其实含义深远。比如《不变的心》,似乎是爱情歌曲,其实它写于抗战期间,表达了沦陷区人民对祖国的忠诚与挚爱,因为在日寇铁蹄之下,文人也没法拿起武器去对抗,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倾诉,其中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我生活在上海,总想挖属于上海音乐自己的东西,但20多年了,除了上海老歌,确实找不到其他的,青浦民歌也基本失传了。

北京晨报:可今天很多音乐作品,似乎已没有这种文化精神。

方琼:确实如此。今天许多音乐剧、歌舞等,失去了立足点,从文学到音乐,找不到属于自己文化的东西。而许多流行歌曲则无病呻吟,没有生命力。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也是个特殊的时代。

“老克拉”们的天空

北京晨报:为什么上海老歌反而能找到自己的文化精神呢?

方琼:这与那一代人有关,他们身上有真正的文化气息和深入骨髓的优雅。比如上海音乐学院一位留洋归来的老教授,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每天也是一杯咖啡,两块饼干,依然保持着下午茶的习惯,在任何时候,他都是那么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像周小燕老师,已经95岁了,出门还会穿高跟鞋,手里总拿着一个小包,里面放着小镜子,随时补妆。每次接受采访时,都问应该穿什么,有时我去看她,她正戴着满头的卷发器。他们这一代人活在精致的生活中,不会像现代人那样慌乱,把自己搞得一团糟。这种“老克拉”的味道,现在很难找到了。

北京晨报:为什么很难找到了?

方琼:在“文革”中,他们受到了很大冲击,贺绿汀、周小燕都曾被批斗,造反派让他们下跪,点什么歌现场就要唱什么,有的人被剃了阴阳头,唱歌的人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他们忍受不了不美的东西,许多夫妻化好妆后自杀了,至少在死的时候,他们是庄严的。文化需要熏陶,没有这个氛围,就不容易传承。对于学音乐的人来说,能唱歌是最大的幸福,“文革”刚结束,周小燕老师下放回来,拉上窗帘,在黑暗中教学生《我的太阳》,对于那一代人来说,他们心中对美的热爱永远不会泯灭。

房子曾是最大梦想

北京晨报: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面对着很大的竞争压力,这让心灵失去了感受美的空间,他们该何去何从?

方琼:我刚毕业时,帮老师装修新房,跪在地板上擦地,那不过是个60多平米的房子,我对老师说,我这辈子最大的目标就是有朝一日,能有这样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幸运的是,这些年来,我没放弃过自己的追求,有没有房子,我都在努力,所以在得到时,才能不患得患失。物质确实重要,可如果不是你努力得来的,你的文化底蕴不足以应对,那么你就会张狂,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31岁才参加青歌赛,拿了冠军,可这不等于31岁之前都白活了,对于人来说,让你坚持下去的最终是精神,就像《简·爱》中说的那样,每个人可能都是丑小鸭,但你的精神是独立的。

北京晨报:本月15日,您的“2011海上寻梦”上海老歌演唱会将在北京举办,为这个演唱会,付出了这么多,您觉得值得吗?

方琼: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办演唱会从没得到过一分钱赞助,也没赚过钱,所以没请过领导,都是喜欢的人来看,大家有共鸣就好,如果说实际意义,就是圈内人能互相讨论一下,我想,存在即合理,只要做,就一定会有意义,也许今天不能直接感觉到,但慢慢地,人们会体会出来。

陈辉/文

方琼

当今中国有影响力的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1996年荣获第七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民族唱法专业组冠军,2001年起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声乐系民族声乐教研室主任。

[责任编辑:杨程] 标签:上海老 老歌 方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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